本报记者  袁欢

旅日推理作家陆秋槎近期推出长篇小说新作《悲悼》，以女侦探刘雅弦为主角，串联了一个历史时代中带有悲凉色彩的女性群像故事。这本小说是国内少见的“冷硬派”侦探小说，作品中也多女性主角。如陆秋槎所说，推理文学史上男性侦探数量是占压倒性的，但一个人掌握自己的命运和性别没关系，而一个作家的文风更与此无关。他说：“我是在确定了继承传统、致敬经典的方向性之后，设计了这样一个带有女性群像剧色彩的故事。”这也是新书致敬作家罗斯·麦克唐纳的经典冷硬派推理作品《入戏》一书的原因，他想要为中国推理文学留下这一传统。

目前，陆秋槎在国内共出版了五部长篇推理小说，此外，他也写科幻作品，甚至以科幻小说在日本出道。他的处女作《元年春之祭》曾在日本推理圈引发热议，刚一上市就多次加印。他自言喜欢写作，大学读古籍文献专业，也是听说这专业“清闲”，以后毕业可以在图书馆找个工作，这样就有时间每天读读书，写写小说，结果，还没毕业就得了新人奖，从而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

写女性群像剧似的故事，是为了致敬经典

记者：你写过很多女性主角，《悲悼》同样以女侦探刘雅弦为主角，除此之外，你还塑造了身处一个时代中的如岑树萱、葛令仪等女性群像，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

陆秋槎：从推理小说的历史来看，男性侦探的数量要多于女性。很多著名女性推理作家，笔下最知名的侦探也大多是男性。如阿加莎·克里斯蒂，其代表作大部分都属于“波洛”系列，反观“马普尔小姐”系列则几乎没有特别出圈的作品。P.D.詹姆斯虽然塑造了蔻蒂莉亚·葛雷这一经典形象，但这位女侦探登场的作品也不过两本，詹姆斯大部分作品仍是以男性侦探达格利什为主角。日系推理也同样如此，很长一段时间男性侦探占了压倒性的多数。但这样的局面在最近几年有所反转，本世纪的日系推理作品中，涌现出大量的女侦探形象。这可能跟二次元文化的发展有关。我是从2010年左右开始写推理的，当时正好赶上了这股风潮。这对我的写作影响很大。

不过《悲悼》的情况要特殊一些，更多是受到了“女性私家侦探故事”这一传统的影响。该传统可以追溯到前面提到的P.D.詹姆斯，而在1982年由莎拉·派瑞斯基和苏·格拉夫顿将其推至高潮，在日本也影响了若竹七海等作家。但这样一个传统在中国却毫无影响，我总觉得很可惜。我是在确定了继承传统、致敬经典的方向性之后，设计了这样一个带有女性群像剧色彩的故事。

记者：但到小说结尾，刘雅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读者可能也只能从文中散落的细节得到一点信息，你有意保持了这个人物的神秘感？

陆秋槎：这是以第一人称来塑造角色的必然结果。有耐心的读者可以通过她的言行和心理活动拼凑出她的形象，乃至发现一些她口是心非的地方。如果这是石黑一雄之类的大作家的作品，大概会有更多人愿意去解读角色，而不是质疑作者语焉不详。只可惜这是我的书，有耐心的读者终究有限。

刘雅弦因为自身经历和生存需要，不得不戴上一副“冷酷”的假面。但这种“冷酷”并非其本性，这是我塑造这个角色的出发点。同时，出于职业的需要，她必须善于观察，并且基于观察迅速做出判断（哪怕有时失之偏颇）。这些内容我都以她的口吻详细记录了下来。我认为对于一个侦探的形象，这样的塑造已经足够了。

记者：你刚刚也列举了文学作品中的多位侦探，如果回顾推理史上典型的侦探形象，成为一位侦探有必须具备的一些特质吗？

陆秋槎：侦探有很多类型，作者在塑造他们时也有强调与忽略的部分，因此很难一概而论。不过最低限度的要求大约是情报搜集能力（观察或倾听）。（下转第6版）

（上接第4版）有了这种能力大概就能在冷硬派故事里做个侦探了。本格推理里的侦探可能还需要一些逻辑思维能力与直觉。当然，有了破案的能力，还需要行动的理由。不过驱使侦探介入案件的理由也各不相同。

在最传统的写法里，侦探往往是出于一种好奇心或正义感而参与破案的，因而这些侦探也往往富于好奇心或正义感。但在达希尔·哈米特发起“美国革命”之后，侦探往往是基于更加世俗（为钱）或迫切（保命）的理由而不得不介入案件的调查，于是古典推理里侦探所具备的种种特质就此被捐弃，取而代之的则是“冷酷”和执着。

记者：“我从未见过这样温柔而唯美的‘冷硬派’”，同样是推理作家的呼延云如此评价这本小说，而这也是我的阅读感受——具有某种古典之美。通常我们也会觉得“冷硬派”是一种相对理性的小说。

陆秋槎：冷硬派从来都不是什么理性的小说。达希尔·哈米特的作品阴惨而火爆，雷蒙德·钱德勒的作品刻薄而浪漫，罗斯·麦克唐纳的作品颇有些悲天悯人的气质，弥漫着哀伤的氛围。我个人受罗斯·麦克唐纳影响更多一些。为了能写好《悲悼》，也仔细研读了张爱玲的作品。温柔、唯美、古典这些形容也许送给麦克唐纳和张爱玲更合适，我只是他们的临摹者。

记者：另外，我得抱歉地说一句，读这本书的时候，正是因为这“温柔而唯美”和过于细腻的描写，让我误以为你是一名女性作家。当时用这个笔名的时候，会想到后面被误认性别这件事吗？你觉得一个作家的文风和性别有直接关联吗？

陆秋槎：“陆秋槎”原本是我笔下的一个角色，后来正好写了个以她为第一人称的短篇，投给杂志时就直接用作笔名了。在推理小说里，角色（侦探或记录者）与作者同名的例子很多，性别相反的也有，如栗本薰的《我们的时代》里就有个也叫“栗本薰”的角色，却是个男的。我当时也没意识到会产生如此巨大的“解释成本”。

一个作家的文风跟很多东西有关，性别肯定是影响因素之一，但这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往往是有限的。文风的形成，主要还是看他受到了那些作家、作品的影响。就像一个书法家，其风格的形成也往往来自临习过的碑帖，而不取决于其高矮胖瘦、是男是女。

一个合格的作家，应该比读者考虑得更周全

记者：通常创作一个新故事时，你最付出心力的是哪一部分？推理小说最吸引你的又是什么？

陆秋槎：最付出心力的地方是打磨故事、使之合理。人物的言行要符合其身份、立场、目的，听起来只是句不痛不痒的“方法论”，实践起来却相当困难。这也是为什么一部电影的剧本经常要磨很多年。小说在这方面比电影剧本更容易处理，毕竟可以通过心理描写来解释角色的行动，但还是需要花时间去打磨。一个合格的作家，应该比读者考虑得更周全。这样的努力，未必能让故事更精彩，但一定能让它更加可信。

推理小说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一种张力。作案的动机往往出于一种人类的“非理性”，然而为了理清案件的真相，又不得不运用人类的“知性”，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张力，这在其他类型的作品中很难看到。

记者：你同时用中、日两种语言在写作，在你看来，两地的读者的阅读取向有何差异？

陆秋槎：我写小说时都是用中文，日文只写些评论。

中日两国阅读取向的区别，有其历史原因。日本在二战之后从未停止过和外界的接触，欧美最新的推理、科幻源源不断地涌入，读者能第一时间看到，作者也能第一时间受到其影响。而中国因为历史原因，这种交流中断了很多年。因此，很多流派、传统（如前面提到的“女性私家侦探故事”），日本读者并不陌生，在中国却没有在当时产生影响。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大批科幻小说被引进到国内，引进推理的最高潮则是2010年前后，但在处理这些积压了几十年的作品时，出版社和读者做出了自己的取舍。一些曾在西方和日本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作品，当时没有被引进，可惜的是如今也依然被无视。结果就是，我们很难利用中文资料对推理、科幻建立起完整的认识。我很幸运，能读日文，也能接触到大量日文资料，所以能从一些被中文世界无视的流派、传统那里汲取养分。

记者：推理小说因为其解谜的乐趣，读者也就会对“真相”较为执着，而社会派推理更是会把“真实感”纳入考量，你怎么看推理小说中的真实感？

陆秋槎：推理小说原本就是一种“反写实主义”的文学，充斥着“名侦探”或“密室”一类缺少“真实感”的要素。雷蒙德·钱德勒有篇评论叫《简单的谋杀艺术》。他在文中就细数当时流行的推理小说如何偏离现实。而冷硬派在美国的兴起，以及社会派在日本的兴起，也可以视作一种写实主义的回归。只不过，很多读者并不是为了看“真实感”才读推理的，他们要看的是解谜的乐趣，冷硬派和社会派满足不了他们，于是就有了“新本格”运动，有了“反写实主义”的复兴。我并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正确答案，有的不过是个人好恶与市场选择罢了。

记者：回到最初的写作动机，你是复旦大学古籍所古典文献学专业毕业的，什么时候对小说创作产生兴趣的呢？

陆秋槎：我从初中就开始写东西，只是一直不得要领。因为喜欢小说，所以不仅想读，也想自己写写看。本科考进中文系也是为了能离梦想更进一步，同时听说这个专业比较“清闲”，能有更多时间自己读书、写作。硕士读了古典文献学专业，更多是出于就业的考虑。原本打算毕业后找个图书馆工作，业余写小说。只是在研三时碰巧拿到了新人奖，于是从那以后就开始专职写作了。

记者：最后，你一般如何度过写作的一天？

陆秋槎：开始写一篇小说之后会规定每天完成多少字，基本就是依照心情在家或在咖啡馆一类的地方写作，完成定额之后再做别的事情。但一年之中真正在工作的日子并没有那么多。推理和科幻都是很依赖“点子”的门类，不像某些文学类型那样没有点子也能硬写。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在构思或查阅资料，要么就是读小说、看电影、打游戏，等待灵感的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