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陶

中华文化的密码，藏在水中。水元素，是最重要的中华文化表征之一。前贤曾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认为我们民族最高等级的“上善”，就是“若水”。诗人胡弦的最新力作《水调歌头》，就紧紧抓住了水这个元素，为当代汉语诗歌，为我们的民族，奉献了一部透明而又深沉的水的华章。

阅读《水调歌头》，一个强烈的感受是，犹如阅读气势恢宏的工笔画长卷。这是诗人胡弦自觉创造的一部整体性极强的诗歌文本。这个诗歌文本，由28首长诗构成，它们不是即兴的、零碎的，28首长诗经由诗人精心结构，形成了自足、完整、齿轮严密的一个诗的国度。

《水调歌头》的关键词当然是水，在胡弦笔下，这个“水”，有着无穷的变体：河流、溪水、细雨、江、泪水、雾、湖、洪峰、酒、波浪、雪、大海，等等。诗人不是就水写水，而是通过水的无穷变体，为我们揭示出生死、消逝、爱、故土和怅然这些人类永恒性的主题。

《水调歌头》所呈现的精神意象上的恢宏，不是源自泼墨写意式的书写，相反，是由诗人的精密刻画来得到奇异展示。胡弦的这种精密，既观照于诗歌的局部，又呈现于文本的宏观，显示了诗人超乎寻常又游刃有余的对文本细节与文本全局的控制力量。

胡弦曾经自诉：“诗人是发明家，他要创造的是一种带有独特个人印记的东西，他要通过故事与情感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自成一家的史实。不单单是历史是怎样，还包含着作者要怎样，一部伟大的作品，是作者在为之寻找权威性。”《水调歌头》作为“一种独特的自成一家的史实”，已经获得语言和诗意上的某种“权威性”。我想探究的是，这个诗歌文本的“独特史实”和“权威性”来自何处？

让人特别注意到的是，在《水调歌头》中，诗人胡弦独创并奉献了一种特殊的诗性叙事方式（典型的如《醒木》《江都的月亮》等）。《水调歌头》中的这种诗性叙事方式，完全不同于小说或散文的叙事，它具有一种令人惊叹的神奇性。胡弦的诗性叙事方式，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诗性叙事力”，他凭借这种叙事力，完美解决了诗歌创作中现实时空与诗歌时空的关系。

一般人在写作中，现实时空与诗歌时空往往是疏离的、隔阂的。而胡弦依靠他独创的“诗性叙事力”，使得两种时空，在《水调歌头》的文本中得以完美交错和融合。

现实时空与诗歌时空，在胡弦笔下，可以是自然过渡：

我们在桥边散步，又坐上船，划向

星空燃起又熄灭的地方。

胡弦也有能力让这两种时空同时交融：

我们在灯下翻阅，运河中

作为风景的水并不流动。当初，催促人们书写的力量

已提前消失了。而任何文字

都不会在阅读中死去：不是水

是这些文字在保护它书写的一切。

《水调歌头》中的诗人，在审视生活表象之时，或进入生活表象之后，就能够迅速甚至几乎是同时，建构起一个自我的、裹挟现实又超越现实的诗歌时空。这是需要足够的诗歌才华和诗歌经验才能实现的写作能力。

作为写作生涯超过三十年的诗人，这册《水调歌头》，也集中呈现了胡弦积聚多年的深湛综合能量——他的情感力量，他的哲学思索，他的深厚学养，在诗行间展露无遗。

《水调歌头》的文本中，自我与人类，天命与自然，历史与现实，交相涌现。《水调歌头》是胡弦的“我之书”，但它更是涉及我们民族的河流史、交通史、战争史、饮食史、绘画史、朝代变迁史，以及诗人的家族史、个人旅行史，甚至是梦史的一部大书。

“一部诗集的包含，总是会超出作者的认知范畴。这种‘出圈’的行为，人做不到，但诗可以做到。”（胡弦语）确实，《水调歌头》这个诗歌文本，拥有其独属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正是这种复杂和丰富，给《水调歌头》的读者提供了多维解读文本的无限可能。

胡弦是诗的通灵者。他自信地承认：“我知道那些在时间中循环、改头换面的东西，还有那些神秘的、我的笔始终无法触及的非生活的东西。”但是因为神秘的通灵，他的诗，最终成功地捕获它们，“和它们在一起”。

如前所述，《水调歌头》是结构精密如庞大机器的整体性诗歌文本，然而即使不去关注它的整体性，只是随便翻翻，书中单纯的诗美，也如闪耀钻石，随处皆是，给人以阅读的快感。如：

箭头射中的肉体

已把全部的疼痛转让给了光阴

就像风吹过，树在摇晃

但在树的内心，风毫无意义

据说，一个泡泡吐到水面时

朝代也随之破裂了……

整体性的宏伟，与无数迷人的局部，赋予了《水调歌头》自身丰富的调性。

《水调歌头》是一部由东方心灵呈现的水之交响，是一部充满强劲诗美的民族水志，它是当代汉语诗歌在21世纪上半叶的一个重要收获。深入《水调歌头》，尽管胡弦在主观上是冷静的、节制的，但我们依然能够真切触碰到诗人不愿外露的书写激情，感受到诗人内心深处对人类、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和沉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