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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6月23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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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索一些关于生态文学的根本问题

刘诗宇(青年评论家)

●生态文学之于当代文学而言,也很有可能变成一种让中国文学在语言、叙事、抒情层面重新获得独立性的尝试。

生态文学的概念来自西方,有学者认为18世纪英国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的《塞尔伯恩自然史》已经可以算作其滥觞。中国文学界近几年对生态文学的关注,则更多与国家层面对生态文明体系建设的推进有关。这是我们理解生态文学的两个大背景,也解释着生态文学创作中蕴含的问题意识——除了艺术上的考量,介入现实、改变现状是此类文学创作的重要目的。

重审败者,反思贪婪

目前我们遭遇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早就不是少砍一棵树、少消灭一只动物能够解决的了,此时只去看最基础的废水废气排放、砍伐森林、垃圾焚烧,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人与自然、现代文明与地球生态之间的平衡更无从谈起。于是乎,思想观念变化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我们需要对此前和现阶段人类文明背后的意识形态进行整体反思,生态不再仅仅指山川湖泊、日月星辰等外部世界,更指向人类的内心。

从生态文学角度思考问题,我们会对一些经典文学作品、人物形象有不同的理解。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莫言、余华、格非等作家不约而同塑造出了一批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形象,例如《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兄弟》中的宋钢、《春尽江南》中的谭端午。他们的颓废在于无力改变客观现实,失败在于无法获得周围人世俗层面的认同,而种种行为背后是他们不愿将“贪婪”的行为准则贯彻到底——他们不肯放任自己在权、色方面的物欲任意滋长。当我们反思一个时代通行的价值观念时,曾经文学中看上去“不合时宜”的东西就具有了“生态”层面的价值,这些人物身上对于“有限”的知足、不以自我为中心向外巧取豪夺,传达的也许正是生态文学应有的内核。

今天我们如何看待这些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稍显遗憾的是,也许现在我们仍大概率将这些人视作“窝囊废”,而忽略他们世俗意义上的失败所蕴含的批判意识和精神能量。于是我们看到,近些年的生态文学无非以三种形态出现:第一,将主人公设置为世俗意义上的精神分裂或认知障碍者,以拒绝融入现代文明的状态获得与自然环境“通灵”的能力,这种写法也多伴随着“万物有灵”式的信仰体系,总之是在批判现代文明的同时,压缩限制人的理性能力,赋予动物、植物、地质或天文现象以人的理性和感性,用“截长补短”来追求“万物齐一”;第二,是以近似童话或神话的方式,在表面上完全将人或现代文明剔除,实际上用动物和植物来演绎人类和现代文明;第三种形态则大多为主题创作,专门记述某项环境保护活动。

前两类作品中都不乏佳作,第三种也是应运而生无可厚非,但这距离真正的生态文学恐怕还有一段距离,更是对介入现实、改变现状作用有限。无论是哪一类创作,其实都没有让我们所理解的自然和以现代文明为中心的城市,建立起平等的对话关系。其内在的逻辑,是下意识将自然与生态层面的叙事边缘化,将其蕴含的价值观、道德观也边缘化。

重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联系

是否有一条通往理想生态文学的道路呢?也许首先需要做的是重建主体与客体、因与果之间的联系。

进入现代化阶段,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鼓励扩张,原因在于现代社会的分层以及经济的全球化,割裂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应关系。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某制药企业跨国设厂,因为大量排出有害气体、液体,造成某个村落的人出现生理缺陷,而受害者与获利者一生素未谋面,从小生活在纯净空气锦衣玉食中的药企老板孩子,更认为自己的父辈拼搏进取、形象伟岸。那些施与伤害、侮辱行为的个体或集体,因为成功转嫁后果而忽略了其负面作用,久而久之,对于个人与集体行为价值的评估被孤立起来,个体倾向作出最有利于自身而无视对他人造成伤害的行为。出台相关法律、政策,正是为了通过惩罚的方式将受益的主体和被损害的客体强制连接在一起,而文学的虚构和想象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可以以更自然、更符合事情本来面貌的方式重新连接主客体。

重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文学创作打破个人经验的窠臼。个人经验是将因果关系割裂之后的产物,而生态文学创作不仅要看到城市之外的自然,更要看到个体与其他个体、与环境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将这些问题写清楚远比回避更加重要,就像生态文明建设的终点,一定是寻找现代化生活与自然生态的平衡点,而不是要求所有人都离开都市回到山沟或丛林之中。

生态文学的命名容易让人产生狭隘化的理解,但仔细思索,这个概念可能为文学带来根本上的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作为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在获得解放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并入了“世界性”的发展路径之中。中国文学在经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同时,中国社会也经历着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阶段的转型,这些带有“世界性”色彩的路径,都是由第一世界国家所“制定”的,而生态文明体系建设,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的道路,而生态文学之于当代文学而言,也很有可能变成一种让中国文学在语言、叙事、抒情层面重新获得独立性的尝试。包括经济、文学等在内几乎一切都有“脱实向虚”之嫌时,生态文学这种试图重建主体与客体联系,追求一种实在的、确定的关系的文学形态,显得难能可贵。

相关的文学创作态势仍不明朗,此时文学评论与理论研究有必要走到创作前面。换言之,这也是批评与研究在“疲软”多年后,一次难得的自证机会。一切皆在发轫期,道阻且长,容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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