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论坛

版面概览

上一版  下一版   

 

2021年09月09日 星期四

 
 

放大  缩小  默认    下一篇

 

历史的回响

杜阳林

人生过往的生活经历,岁月留下的历史印迹,地域文化的互相融合,终究会成为作家记忆书写的正道。

作家宗璞在九十岁生日到来前,为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划上了最后的句号。此时,距离她开笔书写这部小说,已过去了三十二年。宗璞执拗地溯源往昔,是她不愿遗忘和背弃历史。整部小说正是以她童年记忆中的北平开始,此后的南渡、东藏、西征、北归,贯穿于整个全面抗战的叙述,是关于那批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经历与思考。

人们需要认真回首与凝望历史,虽然那些早已湮没于岁月风烟的旧迹,但不晓过往,哪知今夕来之不易?倘若一个人不知自己的来处,面对的将是空白与迷雾,失去了伫立天地的根基。我们需要一次次叩访灵魂的记忆、历史的记忆,去阅读和聆听,去了解和察知。

炎黄子孙的历史记忆,在漫长岁月中明灭起伏,打下了鲜明的“东方印记”。中国人在心理层面形成的时间经验,主要是将自然的时序变化作为人情感状况的表征。《诗经·采薇》“昔我往矣”之语,《麦秀》《黍离》之悲,无论是涉及个体还是家国,均是将原本自然性的时间内化成了感性的时间。回溯过往,书写“记忆”,重塑“历史”,是中国人的审美情趣所在,也为多姿多彩的文学创作繁衍了机会。

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丰富的社会因素,影响着写作者的创作,但缤纷多姿的南北迥异,也是记忆书写的创作之显,地域的元素,让作品呈现出迷人的风貌。我们在文字中回溯“月下的平桥”,听着哗哗的水流,跟随鲁迅一道坐在船上,摇摇晃晃地去看社戏。鲁迅有他永远怀念的鲁镇和赵庄,孕育了作家的水土,又反过来影响着创作特色与作品风貌。

沈从文是沅水的子民,他通过手中的笔,一次又一次回到湘西,如同回到一块飞扬着灵气的圣地。在这里,有着未曾遭受现代文明熏染的真诚、朴实、自然、强悍的生存方式,这里的人带着一种近乎蛮荒的野性气质,有着蓬勃生动的生命力,就像大自然一般生生不息。沈从文如痴如狂地写着湘西,在他的笔下,沅水成为多情的载体,它默默听着少年在漆黑夜色中唱给翠翠的歌谣,也听过老人心中的期望与叹息。这是作者钟爱的故乡,也为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写作背景。

作家书写“历史”的同时,提出的也许是对“现在”最诚挚的思考。

在《边城》题记中,沈从文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那时,作家明知时移世易,眼前所见已不是二十年前单纯的山水人物,农村社会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之美近乎消失。那么,沈从文秉持着一种怎样的心态,来捕捉那些未加污染的美好呢?

沈从文身在熟稔又陌生的家乡,茫然四顾,再也回不去当年的时光,所有的惆怅与向往织成一条绳,拉拽他向着记忆的深处掘进。故乡是永远也无法“回去”,也无法“抵达”的,因为故乡是根植于每个不同个体过去时光中的地域存在,谁能一再地“回到过去”呢?

在历史长河中书写个人的生活与情感,不是为了解构宏大历史,而是重返过往,为个体生命找到一种安定的归宿。关于历史、故乡和记忆,是对过去的留存,又是对未来的希翼,象征了一种艰难但不弃的书写正道。

有一些作家拥有一个“牢固的故乡”,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他们生于斯长于斯,长大后也生活于斯,所熟悉的环境,成为一种丰美的回忆,为书写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在不断回望与分析解构中,作家寻找着自己的生命之根,苦苦觅求着一条路,通往个体书写精神内涵的最深层意识。

迟子建出生于黑龙江省北部漠河的一个寒冷的小村庄北极村,迟子建诸多小说的取材,具有散文化优美而朴素的叙述方式,作品中栩栩如生地呈现出当地人的生存状态,都与她所生活的这片独特的龙江地域有着密切联系。生活环境的影响使迟子建不断发掘生命闪光点和人性之中的美好成分。萨满文化是龙江地域文化的核心,深刻影响着黑龙江人的生活方式及民风习俗。这种文化对生活于其中的迟子建的影响是渗透性的,并逐渐积淀为一种虽浸透忧伤、同时又饱含温情的悲天悯人的情怀。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曾说:“小说是对真实部分的抛弃,你在生活中抛弃了什么,最后留下的就是小说。所以小说是通过虚构的方式抵达真实。”写作者对自己生活的再反省、再书写,重新整理和择选,思索和筑造,构成了一种“人为的真实感”。在这个过程中,写作者既不可背弃时间,也不能脱离环境的记忆而孤立存在。

也许,写作者置身于熟稔的环境,书写自己熟悉的东西,诚恳面对自己的经历和记忆,注重文学中的不确定性,会让写作的道路越走越宽。但如何才能从美丽的风景与文化中准确提炼出属于自己的“文学母题”,在浩瀚的时间与空间的宇宙中寻到个人的记忆坐标,是巨大而严峻的考验。

按照托多罗夫的说法,记忆是决定个体身份与相关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如何以个体的记忆叩响时代的强音,以自身的积淀面对厚重的文化,以单一区域的书写打通全人类的广袤疆域,是作家深耕于记忆书写的无上空间,值得一生叩求。

在以全球化为号召、人们在轨道上急速前行的时代,我们的生活方式日渐趋于模式化和物质化,反而更加释放和凸显了每个地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文学不仅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还受到一个地区长期历史积淀所形成的人文环境影响。

作家阿来的作品,总是充溢着自然的空灵和西藏的地域色彩,从文学价值讲,他营造了生动鲜明的藏地世界,给人以精神世界的滋养激荡,升华精神的诗化美好,回味无穷的人文关怀。从历史的角度讲,阿来的作品对地方文化重新进行形象阐释和记忆书写,就像是一部部厚实而精彩的民族志,让读者不仅了解到历史文化风俗流变,也了解了当地人的生存状况,及其地域民族文化的内在特性。

藏地在人们的眼中总是披着神秘面纱,与这片大地上源源不断生长着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息息相关。如何不偏不倚地理解和对待民族神话,关系到能否深入一个民族的文化根柢,去真实而深切地认识这个民族。阿来的《格萨尔王》取材于同名藏族著名史诗。小说对其进行重述,犹如一种对历史记忆和地方书写形态的翻新和再生,是阿来以神话为门径,让“现代主义”与“神话历史”进行隔空对话,由此进入了藏民族的历史和内心。

溯源历史记忆并不是背道而驰,以地理书历史,以空间写时间。在风雨兼程的长河之中,晨曦苏醒,天色微亮。而一个作者的记忆书写,才刚刚开始。

 

 

上 海 报 业 集 团      版 权 所 有

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