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文映山河;万象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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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4月08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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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维度

张熠如

为《文学报》写评论和动态已经快七年。起初是因为一篇写川端康成的评论,和编辑老师们认识。当时编辑部还在延安中路的老楼,第一次去的时候,办公室里放满书和报纸。后来编辑部搬到了现在的新大楼。七年来的阅读兴趣常常改变,《文学报》的编辑老师们也一直接纳我的选题。心中非常感恩。

这几年来读的华裔文学越来越多,也因为开始用英语写作的缘故,关注了更多英美文学杂志,看到一些年轻华裔作家的短篇小说。过去几年有许多华裔作家获得声誉成就,比如《无声告白》的作者伍绮诗、刚刚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游朝凯、首作即入围布克奖的C Pam Zhang,以及活跃于文学杂志上的张欣明(K-Ming Chang)、王苇柯(Weike Wang)和珍妮·张(Jenny Zhang)。最近重读王苇柯在《纽约客》上的短篇小说《旅途》(The Trip)和《Omakase》,看到她在《旅途》里写,在国外长大的华裔主角回杭州探亲,刚一见到亲戚,十几个亲戚就一起涌上来,都要帮她提行李箱——最终这些亲戚把她的行李箱打开,每个人都从里面拿了点东西。王苇柯把这个场景作为文化冲击的代表,让人觉得有一些好笑,又有很多亲切。在获得欧·亨利奖的《Omakase》里,王苇柯又写女主角如何羡慕戴唇环的亚裔服务员——作为中国移民的女儿,她从小被父母严格管教,她想到,如果自己戴上唇环,父母一定会觉得自己要进监狱。唇环在他们的眼里就是监狱。

看这些作品时,往往觉得自己就生活在其中。在国外生活时,很难在除了亚裔聚集区以外的地方看见辅导班,而去过的亚洲广场里则满是用中文写着“珠心算”“钢琴培训”“SAT辅导”的广告牌。有次在从旧金山回国的飞机上,邻座的老一代华裔问我在电脑上做什么,我回答说在翻译小说,她说她“绝不允许自己的孩子这样浪费时间,毕竟她的孩子都在科技公司上班”。许多东亚文化的特性,不会因为移居而被改变,它们在新一种环境下被凸显,呈现出更清晰的形态。

毕业后,我翻译了一些美国作家的小说,也翻译了珍妮·张的短篇小说集《酸的心》(Sour Heart)。三岁时从上海移民到纽约的珍妮·张在Bookmarks的采访中提到,自己在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学习时,常常被同学建议写一些“更普遍性”的内容,而不是仅限于自己作为华裔的生活经验。她回应称,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可能会发生在一个华裔女孩身上。翻译时这些细节常觉得熟悉,她写初来美国的中国移民家庭,为了省钱,吃自助沙拉时要把盘子里的食物堆成小塔,让我想到自己小时候跟同学去吃必胜客的自助沙拉,也会想办法把盘子里的食物堆得越高越好。又比如她写小女孩不愿意跟朋友出去玩,宁肯躺在爸爸妈妈之间,让爸爸妈妈扮演面包,自己扮演夹在面包里的芝士和火腿片——她不愿意长大,因为自己的英语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适应另一种身份,而父母却永远不能再继续往前。

刚开始给《文学报》写稿时,在李翊云的《千年敬祈》(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中文评论页面会看到一些批评,认为华裔文学还是以奇闻轶事来迎合西方读者。现在重读李翊云,看到更多的是一些几乎被遗忘的生活经验,比如李翊云在《Extra》的一开头写到的林奶奶捧着的不锈钢饭盒,或者《Love in the Marketplace》里在街边兜售的茶叶蛋。好像在用另一种语言审视自己时,也往往可以捡起遗漏的记忆,这些被忽略的过去,也在人物中被唤起。

而移居者的经验也会相通。珍妮·张写自己躺在父母中间,就像《芒果街的小屋》里,墨西哥裔女孩仔细描述妈妈头发的味道、爸爸打鼾的声音;《千年敬祈》里,史先生相谈甚欢的是一位伊朗妇人,我的母亲在外时,最能聊得来的也是一位智利的同龄母亲。一个完整的家庭来到语言和文化都陌生的地方后,内部的爱和矛盾被不断放大,人们彼此需要,也紧紧相依。

“身份”这个概念,好像逐渐现实了起来,展现出它属于自己的维度,而不仅仅是文学评论里出现的名词。而在写了很多外国文学评论后,华裔文学又重新成为我阅读的重心。似乎在离开故乡后,才能意识到自己属于故乡的一部分,就像我的一位朋友移居国外多年,因为另一个身份的内化,已经不再说中文、吃中餐,但在发烧时,依然只吃得下白粥和榨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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