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映山河;万象四十

版面概览

上一版  下一版   

 

2021年04月08日 星期四

 
 

放大  缩小  默认   

 

互相照亮

金庸
韩素音
马尔克斯
雅克·德里达

潘向黎

要说我和《文学报》的感情,想起了几年前的一幕。那是在城市酒店,是某一届的“文学报·新批评”的颁奖会,《文学报》的主编率领全体同仁有条不紊地张罗着,各地评论大家、名作家云集,高手过招金句迭出妙语纷纷满室春风。颁奖会之后,来宾开始说说笑笑散去,但是我发现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一直在反反复复乘电梯。我先是和《文学报》的两位同仁一起,送一位嘉宾到了大堂,然后我跟着他们再上楼,又对迎面遇到的几位嘉宾感谢了一番,又和《文学报》的人一起送他们下去……如此几次,终于《文学报》的一位编辑说:“潘姐姐真成了我们《文学报》的人了。”我才突然醒悟:啊,其实我也是客人。天哪,我怎么像主人一样,见活动圆满举办满心喜悦,对来宾们心存感激,还如此自然而然地加入送往迎来的行列?什么叫“不拿自己当外人”,那天的我,就是了。

这种心理认知上的偏差,却无意中泄漏了感情的真相。岁月酿就的陈酿,有一种拒绝速成的天然的醇香。

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学报》声名日隆,时任《文学报》总编辑的郦国义老师亲自向我约稿,这对一个年轻写作者可是一件大事情。江湖传言,郦老师看人、看作品挑剔,个性飞扬而且语锋犀利,他从不轻易赞许,写得好他会夸奖,而且明言“这个比某某某写得好多了!”写得不好他会断然嫌弃甚至公开鄙视,我就听到他说“某某某写的是什么东西啊?这种人,我对他只有一个建议:赶紧改行。”当时似乎在一个小型座谈会上,我真是万分辛苦才没喷出口中的茶来。说来难以置信,郦老师对我写的文字,竟从未当头棒喝,而是以认可居多,有的还当面喝彩,这给了当年怯生生的我多大的鼓励,可想而知。

我总是私下猜测,始终自信的作家,天下大概是没有的。有的写作者是周期性的不自信,有的是阵发性的不自信,有的是从不自信慢慢抵达自信。始终不自信的作家倒可能有。写作是在孤寂中走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写作者内心都是脆弱的,至少都有脆弱的一面。那些及时关注和肯定的重要性,怎么估量也不为过。写作三十年,我很幸运,遇到了很多这样的鼓励。

1996年,郦老师创办了在当时很潮的“文学大众”专刊,是《文学报》的一部分,却别开生面,全彩色,铜版纸,时尚而雅致,动感而包容,和上海的城市文化气质很契合。当时我在上海作协的《上海文学》当散文诗歌编辑,郦老师找我,说他想让我当特约编辑,负责其中一个散文版面的组稿和编辑。我考虑了一下,觉得这是对我的认可和信任,加上可以学一些怎么做报纸的编辑,就说:好的,我愿意做。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郦老师说,我带你去见一个人,请他给你讲讲。我问是谁?郦老师说:储大泓。我听说过这个名字。郦老师告诉我,储大泓曾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上海市文联党组副书记,也当过《文学报》社长,他在新闻、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均有建树,是令人敬重的前辈。然后有一天,我像个刚入职的新编辑,由郦老师带着去了淮海路附近的储老师家,听储老师上了将近两个小时的课。那天,储大泓老师谈办报理念和经验的神情,从他家出来后景色优美的林荫道,都是至今记忆犹新的。后来“文学大众”的那个散文版面,郦老师就命名为“林荫道”。我当“林荫道”的特约编辑多久,现在记不清了,不知有没有两年。

除了和《文学报》有过这样“编外”的渊源,我也是看着《文学报》一路走过来的见证人中的一个。那些年,纯文学的报刊普遍生存不易,《文学报》自然也不像最近这十来年这样受扶持、有保障,郦老师他们为了生存殚精竭虑,还曾经想出“以刊代报”的点子,出过杂志版的增刊。这件事,现在《文学报》在职的同仁都未曾亲历,连我这个曾经的作者之一,郦老师不提也丝毫不记得了,也许是因为后来迭宕起伏的记忆,已经覆盖了前面的。毕竟是曾为《文学报》奉献了十六年黄金年华的人,郦老师不但记得清清楚楚,而且他手头还有当时的杂志,他微信里给我看了1999年春季号的一期,封面上要目是:张平《十面埋伏》、《当代华裔“福尔摩斯”》《萨拉马戈怎样拜师当作家》《无名氏的爱情传奇》,打开目录则有“小说佳作”“人物精英”“纪实文学”“讽刺幽默”“散文随笔”等栏目,看得出在增强趣味性的同时,依然保持了品味,作者阵容现在看来也依然不弱。

记得《文学报》也是上海媒体里第一家对我做专访的。查了一下,是1997年12月4日,“文学大众专刊”的头版,《红尘落白羽  茶香煮文章——记青年散文家潘向黎》,作者是“本报记者  徐春萍”,标题是彩色的,还有我的彩色照片,瘦,年轻,眉宇间有未被打磨的清冷倔强。徐春萍和我平时就谈得来,那天的采访,就是在上海的咖啡馆,两个“文学女青年”之间一场愉快的聊天。徐春萍奠定了一个基调,后来《文学报》对我的采访、报道,就一直神奇地延续了这个调子:是专业的,严肃的,同时又是知心而温暖的。大概是2005年,我和春萍有一次在贵州的一个活动上遇到,当时她已经是《文学报》的副总编辑,文学内外,我们又聊得很多,后来还和她、格非、马原、刁斗、谢挺一起去了黄果树瀑布。后来春萍又调到宣传部文艺处,2012年我成了市政协委员,于是后来我们有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工作会见”:我作为市政协委员,认认真真写了一个很长的提案,呼吁加大对《文学报》的扶持力度,提案交到宣传部,徐春萍一看是我在为《文学报》呼吁,就主动代表受理该提案的上级部门,来和我当面交流。她自然是极了解情况的,向我介绍了宣传部对《文学报》的扶持作了哪些工作,并且会长期持续下去,我很满意,于是我们花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谈完了,当时正好到了下班时间,徐春萍就让现场记录的人先走,然后我们转入朋友喝咖啡的时段,又聊了两个小时。

这样回头一看,我觉得自己是《文学报》的一员,似乎也不那么荒唐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文学报》对作家、评论家,是真的好。仅以我这样一个普通写作者为例,就可见一斑:我有新作问世,《文学报》总是第一时间推出评论和推荐;有文学演讲和读者分享会,《文学报》也时常报道。我还意外地获得了第六届“文学报·新批评奖”,获得这个通常颁给评论家的奖项,真是我写作生涯的一朵意外的烟花。即使在我的写作相对沉寂的几年,《文学报》依然关注着我,编辑们频相问讯,有时让我在他们的文创台历里露个脸,有时约我推荐一份书单,有时邀我和三五文友一起去踏青赏花,有时默默放一罐新茶在我桌上……

对很多作家来说,《文学报》就是这样的存在:文学上是同行者,感情上是自家人。

《文学报》四十年了。冷暖、甘苦,都值得说,也都不必说,因为那是“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

祝愿《文学报》:保持专业,保持格调,站得更高,光芒更强,和中国当代文学互相照亮。

 

 

上 海 报 业 集 团      版 权 所 有

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