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文映山河;万象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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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4月08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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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知遇

——写在《文学报》创刊四十周年之际

一九八九年八月三日《文学报》“未名园”栏目刊发黄咏梅作品

黄咏梅

我的父亲是个狂热的文学爱好者,从小就让我们家几个孩子背诵古诗词,在阅读资源匮乏的年代,他尽己之力寻找文学读物给我们阅读。耳濡目染之下,10岁那年我写下了第一首诗,获得长辈的一阵欣喜。现在回想起来,在欢乐的童年时代,我坚持读诗、写诗,除了因为喜欢,大概也是孩童获取长辈关注的一种方法,就像有的孩子无端哭闹、撒娇以吸引长辈的注意力。写到15岁的时候,我遇到了《文学报》的关注,这种关注成为我一种持久的文学创作动力。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的校园文学社团是很活跃的,无论中学还是大学,校园里不乏文学爱好者,老师们也热心于课外支持文学创作,认为写作理所应当就是语文课的一部分。大概就是在这种氛围之下,《文学报》开辟了“未名园”专版,将一份报纸的四分之一版面留给了文学新苗。当时的《文学报》,是国内非常有影响力的文学专业报纸,四开四个版,发行量很大,不仅是作家的创作园地,更是文学爱好者的精神家园。在我家,现在还保留着1989年8月3日的《文学报》。在这份报纸“未名园”栏目的头条位置,我看到了15岁的我,短发,齐刘海,一脸青涩。这个专辑由我的组诗  《我们这个“家”》和知名军旅诗人张永枚老师对这组诗的点评文章构成。“编者按”里,对我短短的创作经历进行了介绍。而这位“编者”,就是未曾谋面的胡良骅老师。以如此规模的篇幅介绍一个未名作者,尽管几十年过去,我还清晰记得拿到报纸的那份激动和喜悦。在我读师范期间,收到很多来自全国各地文学爱好者的交流书信,他们都是从《文学报》这个“未名园”版面知道了我。

从此,我与《文学报》结下情缘。那时的联系还以书信为主。写有自己满意的新作品,我会抄在洁白的稿纸上,忐忑地寄去给胡老师指正,他有信必回,退稿或者留用,都会写下自己的看法。对于一个学生,竟能有如此耐心的扶掖,若干年后,当我也成为一名副刊编辑,面对一沓沓来信来稿的时候,才体会到胡老师对我持续多年的关心和帮助是多么不易和珍贵。那些年间,胡老师坐在稿件如山的编辑部里,耐心细致地展读信件,并用信笺给热切期盼的作者寄去回复,那形象如此令人感动,当然,也如此模糊——事实上,有十年的时间,我对胡老师的形象全凭想象。直到1999年,我用第一笔工资存款带父母去上海旅游,在威海路的《文学报》编辑部,第一次见到了这位隐身于  “编者按”、隐身于邮路、隐身于我无数次的想象和感激中的胡老师。他温暖又亲和,仿佛我们只是轻轻越过了信中的“行距”而相逢,虽未谋面却已熟识。记得他请我们在报社食堂吃简餐,中午的阳光明亮地照在我们的桌子上,窗外,就是繁喧、高楼林立的大上海,而我们一直在安静地聊文学,这一幕终生难忘。告别的时候,胡老师拿出几张稿纸递给我,那是他为我准备好的一份“礼物”。原来他知道我刚到《羊城晚报》编“花地”副刊,作为新人很难约到名家稿,他将自己熟悉的名家联系方式抄在稿纸上,告诉我有需要约稿时可以说是他介绍的。这让我既意外又感动。名家好稿,是副刊编辑的珍贵资源,他竟不避同行竞争之忌,悉数馈赠。无论是少年时代的文学新人,还是青年时代的工作新人,我都能得到胡老师宽厚无私的帮扶。而我有什么能回馈?少年时代,我只是在过年前夕,从邮局给胡老师寄去问候的新年贺卡,电话兴起之后,逢年节之际,我会给胡老师打电话去问候。每次,他都会在电话那端,用他慢条斯理的语调说,我在某某报纸又看到你的成绩了,很高兴,很高兴。正是因为朴素地热爱着这种“高兴”,热爱着文学带给自己的“高兴”,一位编辑、一份报纸坚持了四十年之久,胡老师以及这份报纸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每每念及都会无限温暖和感激。

“不薄未名厚有名”,这是《文学报》四十年来一贯秉持的传统,在这种宽厚的热忱里,一代一代的编辑与作家皆成为了好朋友。我与《文学报》的情缘从1989年延续至今,一任任编辑们,于我而言亦师亦友。我们家一直订阅《文学报》,作为一个文学家庭了解中外文坛资讯、聆听作家对话、思考文学现象与思潮、品读文学新作的重要园地,是我们家几十年坚持下来的一种阅读习惯。四十年间,文学与时代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在人们生活中的位置也发生了位移,《文学报》历经几次改版,与时俱进,呈现出更为多元更为丰富的面貌。尤其最近几年,随着新媒体的发达,阅读的分众化日益严重,对于文学而言,“风多响易沉”,但《文学报》还能在这样的氛围中,发出自己独特而响亮的声音,除了编辑们对文学的热爱,我想不出还有其它理由。我特别喜欢读到《文学报》策划的一些文学话题讨论:“文学如何表达今日中国之现实”、“照亮中国奇迹的乡村书写”“科幻与未来的定义权”“面对疫情,学人和学子如何思考和行动”“我们的文学,需要怎样的新人”等等,站在文学前沿做出前瞻性的探讨,参与构建当代文学对话场域,这些话题使我获得写作上的启发。

在我心目中,《文学报》既宽容又独立,既温良又不乏个性。《文学报》某年的寄语里写道:“《文学报》就是文学生活的台历。——若这台历撕一张丢一张,快速地切换,又被快速地遗忘,那真是我们的失职。”往小了说,这是一份文学报纸的担当和使命,往大了说,这是文学的责任——文学的责任就是记录时代生活,是帮助人抵抗遗忘的一种方式。四十年间,我一页一页地翻过这张“文学台历”,从少年变成中年,我没有放弃过文学,依旧用笔记录生活抵抗遗忘。如果说,一个人与文学相伴到老是幸福的,我能与《文学报》相遇于少年,并与这份报纸一起慢慢成熟、变老,那又是一件多么幸运又幸福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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