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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2月18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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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标:韦伯与现代思想的成年

刘擎

在《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一书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为读者介绍了现代视域下的19位思想大家,通过这19位大家的生平故事,读者将理解他们建构思想大厦的地基与框架,还会在这思想大厦之上,直面个人生活和社会公共领域的诸多难题,收获审慎而真诚的回答。

我们的思想之旅要探访的第一个人物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为什么要以韦伯作为出发的起点?我可以说出一大堆理由,但最重要的理由是他在西方思想图景中的位置——韦伯是现代思想“走向成年的里程碑”。

韦伯的人生

在讲解他的具体学说之前,我们先来了解韦伯其人。

我自己第一次听说韦伯的名字,是在30多年前,哲学家李泽厚的一次演讲中。李先生说,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伟大的卡尔·马克思,但德国还有一位“马克斯”也很了不起,就是马克斯·韦伯。他们都是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还有一位是法国学者涂尔干)。韦伯到底有什么了不起呢?我去读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可惜当年太年轻,没怎么读懂,就转而去读了韦伯的传记,想先了解一下这个人。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本以为他是个大学里的老学究,没想到他非常关注社会现实。

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韦伯写信给德军的实际指挥官鲁登道夫,要求他向协约国献上自己的头颅,挽回德国的荣誉。鲁登道夫当然不会就这样自杀了,但他同意和韦伯见面。结果两个人唇枪舌剑,辩论了好几个小时。我很难想象,世界上有哪个学者能和一个将军展开这样的辩论。

不仅如此,韦伯还常在报刊上发表政论文章,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亲身从军,参与建设和管理军队中的野战医院;在战后又加入德国的谈判使团,作为顾问参加了凡尔赛和会;还参与起草了“一战”之后德国的共和国宪法。

韦伯不是一个象牙塔中远离大众的学究,而是一位广泛介入公共生活、面向社会和现实的学者。这是韦伯思想生涯的第一个特点。

不过,知识分子好像一般都特别忙,很难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做学问。然而韦伯并不是这样。他在学术上的涉猎非常广泛,而且都卓有成就,被公认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这是韦伯思想生涯的第二个特点。

韦伯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宗教、政治、哲学、历史,甚至还有音乐。他有一本书叫《音乐社会学》。这位20世纪初的德国人甚至还写了一本《儒教与道教》,探讨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可见他的视野之广阔。

然而这样一位大学问家,学术生涯却颇为短暂。韦伯25岁获得法学博士学位,30岁就成为正教授,令同辈学人望尘莫及。可惜4年之后,韦伯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离开了大学。有几年的时间,韦伯完全停止了学术工作,病情缓和后才恢复学术研究。又过了16年,到1918年,也就是一战结束的那一年,韦伯才正式重返大学。可回到大学才两年,韦伯就染上了当时肆虐欧洲的西班牙流感。1920年6月,刚满56岁的韦伯英年早逝。

在56年的生命中获得如此卓越的成就,让人惊叹,也令人敬畏。我想起韦伯的墓志铭,那是来自《浮士德》的一句话:“我们将再也见不到他的同类,尘世的一切莫不如此。”这句话用在韦伯身上再恰当不过。

看清理性化的世界

韦伯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为什么我们说他是现代思想成年的标志呢?

人到了怎么样的境界可以称为真正的成年?我认为大概有两个标志:第一是明白自己,对自己的过往有真正的理解;第二是反思自己,能看透自己存在的问题。一个人成年的决定性标志就是开始自觉的自我反思:你不只是在过自己的生活,而且能够有意识地反观自省你的生活。这有些像是孔子说的“四十不惑”。

思想意义上的成年也是如此。我们说韦伯标志着现代思想的成年,正是因为他完成了这两项任务,看清现代,反思现代,让现代社会迈入了“不惑”之年。看清现代,就是真正理解现代社会运作的底层机制。在韦伯之前,西方的现代化已经高速发展了两百年,但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大多是片面的或杂乱的。直到韦伯以“理性化”为核心,建立了一套现代化理论,才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解释了现代社会的来龙去脉和运转机制。

反思现代,就是指出现代性最深层的缺陷。这种缺陷不是现代化曾经战胜过的那些问题,比如愚昧无知等;我们现在说的缺陷,是根植于现代化本身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会随着社会进步而消失,反而会因为现代社会的发展而越来越严重。学术界将这类问题叫作“现代性问题”。

韦伯对现代性的正反两面,第一次做出了最为全面、清晰的分析。他的问题意识和学说论述,使现代思想进入了具有反思自觉的成年期。从此以后,西方思想家只要讨论现代性问题,不管是赞成还是质疑,都无法绕开这座里程碑。

那么,韦伯到底洞察到了现代社会的什么奥秘?其实就是三个字:“理性化”。这三个字,是现代性问题的关键。

我们知道,启蒙运动之后,在理性和科学的帮助下,人类实现了巨大的进步。在古代社会,大多数人的生活都贫困艰难,甚至王公贵族也过得不算很好。比如亚历山大大帝去世的时候只有32岁,后世学者根据记载,推断他是死于感染导致的持续高烧和衰竭。设想当时如果有抗生素,又会如何呢?还有13世纪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他的王后一生中生育了16个孩子,前15个孩子中的男孩全部在10岁之前夭折了,直到第16个孩子顺利长大成人,王位的继承才有了着落。

你看,无论是皇帝还是国王,在疾病面前也毫无办法。而启蒙时代之后,世界在短短两三百年间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说一个简单的数据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人类的平均寿命,两百年前还只有25岁,到了2016年,已经达到了72岁。

这么巨大的成就是怎么取得的呢?韦伯发现,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地理大发现,这些大事件背后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动力,就是“理性主义”。当时人们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过去的不幸都是由于蒙昧和无知,如果用理性清除掉蒙昧和无知,我们就会走向真理,越来越幸福。

反思理性化的后果

然而,恰恰是马克斯·韦伯,这位深刻理解科学理性力量的思想家,却站出来告诫人们,对于有些问题,甚至是极为重要的问题,科学无能为力。

韦伯是怎么说的呢?让我带你穿越到一个历史的现场去看看:那是1917年11月7日,一个冬日的夜晚,在慕尼黑的一间艺术大厅里,正在进行一场演讲。大厅里挤满了年轻的学生,还有许多著名学者。韦伯在台上演讲,题目叫“学术作为一种志业”。

身在台下,我们满以为韦伯会告诉大家科学有多么伟大的意义,值得年轻人去献身。然而,我们却听到他说:认为科学是通向幸福之路,这是“天真的乐观主义”,只有书呆子才会相信。科学根本就无法回答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意义”  这一类的问题。韦伯举了一个例子:假如现在有一位生命垂危的病人,只要送到医院,我们就能用医学技术维持他的生命。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去抢救这位病人呢?

如果病人只能维持生命,但根本无法好转,又会耗费大量的金钱,拖垮他的家庭,你认为应当做何选择?如果病人自己希望不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抢救,你认为要怎么选择呢?如果你知道病人在这种状况中非常痛苦,你要怎么选择呢?医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即使他有最丰富的医学知识和最高超的技术,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韦伯认为,这是生命意义的问题,超出了科学的边界。科学永远无法回答:我们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才是“值得”的,我们过什么样的生活才是  “有意义”的,我们生命的  “目的”究竟是什么。科学也许可以给出最优的“方案”,但永远无法教给我们一个最优的“选择”。

韦伯用数百万字的著作,向我们展示出了,科学和理性如何塑造了现代社会,在政治、经济、精神的深层结构中形成了怎样的  “运行方案”。同时他又向我们指明:这些方案和方案背后的理性主义,不仅很难带我们走向真理和意义,还可能会让我们离意义越来越遥远,甚至还会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麻烦。

韦伯真正的贡献不在于阐明了现代的理性化特征,而是揭示了理性化的各种复杂后果,打破了启蒙时代以来对于科学理性的乐观主义错觉。这在一百年前的西方,是颠覆性的见解。当然,对科学理性主义的质疑并不是从韦伯才开始的,早在启蒙时代,就出现了反启蒙主义者和对理性主义的怀疑论者,但那些思想家对现代性的批判论述,从未达到韦伯那样的完整性水平。

和上述思想家相较,韦伯现代性论述的完整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不是简单肯定或全盘否定科学理性的意义,而是深入地分辨科学理性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而且在科学能做到的理性化后果中,同时阐明其正面的成就和负面的问题。其次,他对现代理性化的分析,涵盖了人类生活的三种主要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同时切入了现代人的精神信仰领域与现代社会的制度结构领域。

总之,韦伯深刻把握了理性化对现代世界的塑造力量及其巨大成就,也敏锐地觉察到理性化造成的缺憾与弊端。在个体生活领域,理性化让现代人的心灵生活失去了对传统信仰的可靠倚傍,甚至会陷入精神危机;在公共生活层面,理性化倾向于将社会政治秩序蜕变为  “现代的铁笼”,隐含着多种困境。而这正是现代性问题中两个重要的维度。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刘擎/著,得到·新星出版社2021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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