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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2月18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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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庄十年

梁鸿

十年之后,学者梁鸿再次回到故乡,重访《中国在梁庄》中记述的人和事。此次回归,梁鸿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家乡,以细腻的描写和敏锐的洞察,将梁庄的人们再次带回我们的视野,并借由对他们生活的追溯,描摹出一个普通村庄绵长而有力的生命线。这生命线既属于那些“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人们,也属于身处同一股时代洪流的人们。

1

从吴镇沿公路进梁庄原来有两条路。

一条通往韩家。这条路的右边是一个庄稼地和砖瓦厂,庄稼地过去就是缓慢下斜的河坡。砖瓦厂当年就建在下坡的地方,现在已经废弃,留下一个巨大的深坑,被人用木板圈了起来,放置了许多废品。路的左边是梁家的自留地,自留地再过去,就是另一条往村中的路,这是通往梁家的路。

这个路旁有一个小房子,那个小房子从我记事起就在,是清立父亲盖起来的,据说当年是想在路边开个修理铺,不知何故,一直没有开起来。2012年的夏天,连续几场暴雨之后,那个小房子彻底坍塌,只剩下一个高台,上面长满了豆角秧和野草。

一棵高大的桑椹树,孤零零地高悬在村头。一到夏天,上学的孩子走到那里,都要捡块瓦片往上扔。然后,仰着头,等着桑椹下来。红红的桑椹砸下来,砸到灰尘里,根本没法吃,极少数落到草丛里,吹一吹,还能吃上一颗。

过了桑椹树,就是路两边的两个大坑塘。小时候,我曾在这两个坑塘里游过泳,逮过鱼,捉过泥鳅。

现在,桑椹树早已不见,两个坑塘也已经被填。

清立弟弟清红在青海校油泵,回来专门为侄儿,也就是清立的儿子,盖了两层楼房,想着能以此给他找个老婆。可是,房子已经盖起来五六年了,清立儿子的老婆还没有找到。

这栋房子刚好就盖在坑塘往外流的沟渠上,其实就是村庄的水道。下大雨时,梁庄全凭这个沟渠往外疏通水流。

霞子说:“你看,原来这里是坑塘的出水口,坑塘蓄满了,水就沿着这个沟渠往河坡下流,这样,自然实现了排水功能。可现在,坑塘一填,出水口一堵,村里的水就没地方去,一下雨,水满村跑,路都泡在水里。各家各户都只为自己。房子地基一家比一家高,就连房顶,后盖的人家也一定要比周边的高出一两寸,要压过别人。可没意思。”

但其实,坑塘早就被填了。

2000年以后,村中坑塘的水越来越少,没干涸的也变成了水上垃圾场,恶臭难闻。有想盖房但又没地方盖的人就去队里申请。

在当时看来,也不是一件坏事,一个大垃圾场放那儿,像个大疤一样,怎么看怎么不舒服。于是,坑塘上的第一座新房建了起来。

很快,梁庄小学门前的两个坑塘也被填起来,一边盖了一连六间的简易房做家具厂,一边被王家两户人占了去,盖了两栋房子。

几家人都只填到自己需要的地方,这两个坑塘就留下两三个深陷的水洼地,成了垃圾场和苍蝇蚊子的滋生地。

韩家的那两个大坑塘也被韩家人填埋了盖上新房。这两个坑塘在梁庄的正中央,也是梁家和韩家的分界。涨水的时候,水漫过坑塘中间的那条小路,人们涉水而过,端着碗,卷着裤腿到对面霞子家门前的饭场吃饭,似乎都格外珍惜彼此的关系。对于我们这些孩子而言,这两个坑塘,及这两个坑塘所形成的通往河坡的沟渠,都是非常美好的回忆。

于是,梁庄村的六个坑塘,不知不觉中,已经全部消失。除了曾经在村庄生活过的、三十岁以上的人知道,年轻一代根本就不知道还有坑塘的存在。

2

早在1990年代,就有村庄规划一说。按梁庄人的话,就是“趟上”,也就是说,从那以后,谁家再盖房子,都需要在“趟上”。这样一来,长久下去,老房慢慢消失,新房整齐划一,村庄就会有行有趟,有路有车。可是,“趟上”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横趟”还是“竖趟”,总共几趟,却没有人知道。“趟上”只是梁庄闲话中的词语,漫天飞舞,从来没有落地过。只有在邻居发生纠纷,或有人要强行盖房时,村干部才会拿出来使用。但这种情况极少发生。人们唯一知道的是,要想在村里任何一个地方盖房,必须要找村干部,只要找到村干部,趟不趟上就不重要了。至于具体哪个干部,问到谁,谁都闪烁其词,语焉不详。

对梁庄近十年所增新房稍作调查,就会发现,这些新房的主人并非都是那些在外打工的农民工,也包括久离家乡、在外已经有稳定工作的人,臂如张香叶事件中的清辉一家,他们全家离开梁庄多年,在外都有稳定且体面的工作。或者,更确切地说,即使是打工者,也多在当地城市买房买车,有户口。譬如义生一家,早已落户襄阳,并且在西安、郑州、馥县均有房产;清红一家,在青海也有房产和户口;像贤义的小弟贤仁,更是早已在南阳落户。

梁庄不在城郊,没有拆迁升值的可能;也不是风景多么优美的地方,不说和南方比,就是在本地,也是人多地少,颇为贫瘠的一个地方。

清辉借着奶奶病逝回乡举办葬礼,在自家宅基地盖了两层小楼,村里人并没有预期他要长住。可是,这几年下来,清辉回来得越来越勤,每次回来,都在置办家具,请人吃饭。现在的最新动向是,他要把张香叶的菜地毁掉,再盖几间偏房。我在村庄闲逛时,几次遇到他骑自行车(确实是自行车,不是电动车)出去采买,也进到院子里的房屋看过。房子收拾得干净整洁,是要长期居住的样子。

言谈中,清辉虽然没有衣锦还乡的意味,但也颇为笃定,似乎每年回梁庄住一两个月是非常重要且自然的事情。

回农村盖房,圈个院子,种上花、草,种几行蔬菜,闲时回来避暑休假,正在逐渐成为城市人的一个时尚。对于一个农村出身的人而言,这几乎是一个难以驱除的梦,虽然知道一旦试图实现这梦,必将会有千疮百孔的现实来打击,但也忍不住要做。我和姐姐、霞子稍微整理了一下,仅仅梁庄附近的一些村庄,丁庄、崔村、李营就有十几个在城市工作、回来盖房的人。这些房子都盖得非常讲究,外观多是传统的中式建筑,青瓦白墙,画梁飞檐。房内是抽水马桶,空调,大理石地板,厨房有洗碗机、消毒柜,院子里有花园、假山(当然没有义生那么大的规模),等等,各样现代产品、现代景观,非常齐全。

像贤仁这样,早年到南阳打工,在哥哥贤生的帮助下,很快就在南阳落户、结婚生子,早已习惯了城市生活,但人到中年以后,就开始琢磨着回梁庄。村中的老宅基地已经被他妈卖给了钱家,他妈妈为此曾在大儿子贤生的葬礼上哭死过去,但也没有办法,贤生还是在野外办的葬礼。所以,贤仁只能琢磨新的地方。他看中了梁庄小学门口那个大坑塘所遗留的地方,大坑塘早在多年前就成了又脏又臭的垃圾坑,没人管,又污染环境。所以,贤仁到村领导那儿说这块地时,并没有遇到太大阻碍。

贤仁的盖房工程长达一年之久,盖出来的也就是平常的两层小楼,但对于贤仁一家而言,意义重大。最起码,这意味着他的妈妈,我亲爱的二婶,百年之后,有地方放棺材了。

3

梁家学军是方圆几十里地唯一在国外打工、且站稳脚的农民。

他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一次偶然机会,他选择了对外劳务输出,一输出就输出到了西班牙。最初几年在船上当海员,后来,上岸学料理,在日本餐馆打工。在最初十年,学军从未回过家,也很少跟家里联系。学军父亲天天愁眉苦脸,还去找中介机构闹过,担心孩子在外面出事。

有一年春节,学军施施然出现在梁庄。在聊天之中,人们才知道学军已经加入西班牙籍,并且已经学成出师,工资相当高。但高到什么程度,大家并不清楚,学军也笑眯眯的,从不说确切数字。

那次学军回来,住了好几个月,在邻村找了一个老婆,带着老婆又返回西班牙。接下来的十来年,学军一家来来去去,有时为送孩子回国,有时为接孩子出国。在这期间,学军在村子中间盖了栋两层小楼,非常朴实,但里面的东西据说相当有品质。学军和他父亲一样,沉默寡言,很少明白表达意见,而是任凭别人议论,很有城府的样子。

现在,他的三个孩子都是西班牙籍,享受西班牙的国家补贴。但是,到了孩子们上学的年龄,他却回到南阳市,让孩子在南阳的私立学校读书。平时,他老婆在国内照顾孩子上学,他在西班牙继续工作。

那天下午,我正在村头闲坐,一辆银色奔驰过来,从车里下来的正是学军。他也是隔一段时间就从南阳回来。聊天之中,他说他这几年每年春节都要回国,今年春节也是同样。他和那边的餐馆是合伙人关系。他入的是技术股,人在股在,人走了,这个股等于就没了,所以比较灵活。今年更是有惊无险。本来他们老板想让他晚点走,他说不行,他已经一年没见孩子们了,一定要早点回去。结果没想到,西班牙竟然一度发展成疫情最严重的地方。

我说:“学军啊,为什么想着让孩子回来接受教育,西班牙不好吗?”

学军看着我,虽然在笑,眼神却有点捉摸不定。看不出他是在嘲笑我这个问题,还是不满意我这样发问。

他说:“好是好,肯定好,可是孩子还是中国人,到时要是连中国话都不会说,我养他们干啥?”

有人在旁边插言说:“人家西班牙就是好,仨娃都不在那儿上学,每月还是发钱,花都花不完。”

我说:“孩子们愿意回梁庄吗?”

学军摸摸头,笑起来,说:“可愿意,从小就在这儿长,咋不愿意,玩着美。”

学军和他哥哥完全是两个类型。他哥哥学民是1980年代村里最早出现的大学生,可工作之后几乎从村庄消失了。据说是他老婆回来一次,觉得农村太脏,觉得学民妈给她专门做的棉花被子太厚,盖着喘不过气,觉得厕所进不了人,当天就要回穰县住宾馆。生了孩子之后,两口子就都不回来了。当着学军父亲梁万秀的面,村里人从来不提学民,梁万秀也不提,就好像没这个儿子一样。从外面回来的梁庄人向梁万秀要学民的电话,梁万秀也不给,说都是他们打回来,自己从来不存。

相形之下,初中没毕业的学军,则显得更可亲一些。站在梁庄村头,如果不是他的奔驰车,你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在国外待了二十多年的人,更不会相信,他们全家都拥有西班牙籍。

梁庄的新房在不断增加,老房也迟迟不愿离场。它们以日落西山的姿势顽强地支撑,几面破败的山墙,一段残垣,腐朽断裂的屋架,点缀着梁庄的风景。新房和旧房,共同造就了梁庄越来越拥挤、越来越混乱的内部空间。之前村庄往外走的老路,有的被拦腰截断,说是按“趟上”盖的,有的被院墙圈了进去,在不在“趟上”,谁都不知道,各说各的理。从我家出门向左,原来通往村庄外面的那条路被一栋房子生生截断,向右通过村庄后面的路则被沙土堆、垃圾场堵上;而雪上加霜的是,邻居老支书家儿子,多年在安阳打工,忽然回来,半年之内,在他们老宅基地的最前端,也就是我家的出路口,盖了两层全封闭的楼房,说是按“趟”盖的。这样一来,我家几乎被圈在四面房屋之中,只有一条狭窄的出路,要想进车,就得贴着他家楼房的墙根进去。

像这样的情况非常多,村庄内部的道路几乎都被毁掉了。

梁庄的内部空间,如同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不在其中,很难摸清楚其路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景象,似乎还没有出现过。与此同时,梁庄的私家车还在不断增加。一到春节,梁庄内部经常会堵车,要错车,要互相等,有些住在村庄内部的人家只好把车停在村口,徒步进去。

如果只是一个旅行者,他所看到的,完完全全是一个杂乱无序的北方村庄。

(《梁庄十年》梁鸿/著,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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