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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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1月07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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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女革命者

赵宪臣

最初的写作动机,女作家鹤蜚就是想把故事置于大连革命史中,来揭示大连地下党的活动,并突出在过往革命岁月里曾真实出现的人物。但写到后来,这部以《娜样红》为书名的长篇小说却越过了作家原来的设想,而具有了聚焦人物成长与命运流变的意味。

革命史的书写从总体来说,也是历史书写的一部分,只不过革命史的书写,有着更为鲜明的革命活动色彩。在鹤蜚的小说中,历史是与谍战相交织的,只不过相对于那些纯正的谍战小说,《娜样红》在谍战的书写上并没有重点经营,小说所着力聚焦的更多是革命者在困境中的成长,是深入人物的心理之中,探寻着革命者的成长轨迹。

在历史与谍战的交织中写人,这可能是鹤蜚有意识地写出个人理想化小说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的结果就是在她的小说中,历史与谍战的情节让位于人物的成长。虽然小说披上了谍战的外衣,但那个裹着外衣的人是如何从一个普通女性成长为一个合格且出色的革命者过程却是小说要竭力展示的。就写人物来说,鹤蜚是真正地进入了人物的内心和情感,构建了一个革命者的精神图谱,并在与其他人物的关系中展现了命运的流变,以及人性的不确定性。

虽然有着对革命的信仰,但作家在写到安娜这个革命者的成长时,并没有把她设定为一个完美的革命者,而是深入到她的心理之中,写出了她在被追杀中也有惊恐不安,也在获悉夏贺功牺牲后,有过还革不革命的犹豫。在个人情感上,安娜也有着自己情感的丰富性,面对追求者也有迷失和心动的时候。正是在小说把革命者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常人这一点上,与新历史小说达成了默契,把《娜样红》归入新历史小说也并非无中生有,也有着清晰的路径可寻。曾经的传统革命历史书写回避正面人物的微小缺点和不良心理动机,哪怕是稍有显露都不被允许,过度地拔高人物一度在革命历史小说中极为盛行。但鹤蜚的革命历史书写表明,人物自身的多面性和矛盾性在一个革命者成长道路上是客观存在,也并不影响革命者在化解自身不良情绪干扰后,向着理想的目标挺进,反而会更能体现出人物的历史真实。

如果说在书写革命者的成长方面鹤蜚的《娜样红》付出了相当大笔墨,那么在涉及小说其他人物的命运流变方面作家也并没有掉以轻心,也在精心地塑造小说的其他人物,这些其他人物包括安娜的表妹唐娟以及丈夫夏贺功。小说就是在两个女性所选择的不同道路的对比中来写人物,这两个女性一个选择走上革命道路,一个则极具偶然性地走上了与革命敌对的营垒。走上革命道路的安娜完成了自身的成长,走向敌对营垒的唐娟却在命运的流变中最终滑向了堕落和毁灭。

《娜样红》在叙事上的最大特色是呈现出了心理叙事与故事情节并进的态势。鹤蜚的写作在人物心理与小说叙事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这种关联甚至决定着小说的情节走向,小说的许多情节都是在人物的心理中呈现,也存在着在情节的推进中穿插着人物心理描写的现象,可以说在小说中人物心理与情节是共存共在、共生共进的一种关系。

作为一种新历史小说,《娜样红》可以说是对向内转的承接,这种向内转就是回到人物内心,以人物的内心感觉和体验来推动情节的进展。这样的向内转,无论是革命者还是非革命者都有表露自己心理的机会,通过这些人物的心理来加深对人物的理解,也成为认识小说人物的一条通道。有了这条通道就区别开了那些单纯以故事情节吸引人的通俗小说,使小说更有艺术含量。仅在心理叙事层面来看,鹤蜚的《娜样红》已经与单纯的谍战小说拉开了档次,更具备了文学作品所应有的高品质,也为新历史小说转向人物心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本。

(《娜样红》鹤蜚/著,山东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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