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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29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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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文学二十年:如何进入中国的当下和中国的现场

作家路遥(左一)在鸭口煤矿体验生活时,与矿工们一起下井
《一江流过水悠悠》(又译《大河恋》)仅因为一个细节的虚构就存在是否可以被归类为“非虚构”的争议

本报记者  傅小平

近期于江苏南京举行的第四届扬子江青年批评家论坛、第三届扬子江诗会·大家讲坛、第四期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分别聚焦新世纪背景下的小说、诗歌与非虚构文学议题。如果说,近些年非虚构文学就像评论家金理所言,一直在向各种各样的门类开放,反映在当下刊物、媒体上,除了小说、诗歌之外,纪实文学、散文等命名都好像看不到了,都被归为非虚构了,那么这三个议题搁置到一起,已经差不多涵盖了“新世纪文学”这么一个大的概念。而这些谈论虽说异彩纷呈,从主色调看,却无非谈的近三十年,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小说、散文、非虚构文学总体表现如何,留下哪些有益的启示;如今处于何种阶段,存在何种问题;未来面临哪些挑战,又将是怎样一种图景。

小说:“先锋”和“现实主义”的深层互动和融合还将持续吗?

第四届扬子江青年批评家论坛,设置了“先锋之后的现实主义写作路径”“青年写作中的乡村与都市”“当下文学中的历史与现实”三个议题,分别对应的“先锋与现实主义”“乡村与城市”“历史与现实”三组概念,就像评论家岳雯说的那样,这三组概念看上去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但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又都是融合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而这样的融合,更可以说是“先锋之后”的融合。作家李洱曾以陈忠实的写作为例提出,先锋小说激活了陈忠实的所有经验,没有先锋小说在前,哪有《白鹿原》在后?显而易见,如评论家方岩所说,在李洱看来,陈忠实正是通过大量借鉴潜意识、非理性、魔幻等现代主义手法,才深刻地展示出人性深处的东西,揭示了人性的悲剧、人生的苦难。“推而言之,我们不能否认,先锋小说背后的美学体系起到了普及文学常识的作用,从而影响了此后的文学创作。”

这种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如评论家王晴飞所说,现在的现实主义不可能再像先锋之前的现实主义那样写,现在的作家也不可能完全像以前那样去思考和表达。的确如此,如果在具体文学史事件的意义上讨论“先锋”和“现实主义”,诚如评论家丛治辰所言,某种意义上,先锋文学正是产生于对传统现实主义的不满,那时“写什么”的问题已经深深地束缚了文学创造力,于是才出现了“先锋文学”这样一个事件。“但‘先锋’和‘现实主义’这两个概念有一定的矛盾性,只有解放和激活它们,我们才能理解前者对后者的意义。”

丛治辰提及三个层次的概念解放。第一层解放接近于今天一般的理解,即“先锋”并非指的具体的当代文学史事件,而是指该事件所造成的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技术更新;而现实主义也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要求对历史与世界有总体性认识的现实主义,而将那些表现现实题材的作品都称为现实主义。“如果这样理解‘先锋’和‘现实主义’,它们之间已经产生了非常良好的互动。作家徐则臣说过类似的话:今天好的小说应该内在是先锋的,外在是现实主义的。我想这个表达基本可以说明先锋和现实主义的一个理想关系。”

如果继续深入研究,丛治辰认为,似乎还可以对“先锋”的概念内涵进行第二层解放,即更深刻地认识先锋文学到底是什么?除了形式和技术层面的意义之外,先锋文学是否还为当代文学史提供了别的资源?在他看来,先锋派有其商业性或目的性,不少先锋作家在写先锋小说时,有着非常明确的“读者预期”、“期刊预期”和“批评家预期”。“我们有时难免理想化地认为先锋文学代表着纯文学,代表着一种艺术本体论的态度。但把它放回到文学史现场就会发现,它并没有那么单纯。”也是在这一层面上,丛治辰提到先锋文学更深远的影响,或许是促成了一个共享着同样审美趣味的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形成,而他们共享的审美趣味,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成为一种宰制性的审美趣味。

由此,他认为我们或许可以脱开当代文学史的具体语境去认识“先锋”的意义。先锋是一种姿态,它本身就不应该是一个固定的样貌,它应该永远像是文学的先头部队一样走在前面。它的产生恰恰是因为现实发生了变化,恰恰是为了更好地表达现代经验中空前复杂的现实,这样的现实是传统现实主义难以处理的。“而今社会现实不断变化,文学也只有不断地更新自己才能先锋,也才能更好地回应现实。‘先锋’和‘现实主义’还将持续地互动下去。”

实际上,作家们只有在写作中,让“先锋”和“现实主义”深度互动和融合,才能对当今纷纭复杂的现实有深刻的书写。评论家贾梦玮表示,文学不是对现实的镜子般的反映,优秀作家和作品总是试图创造另一个世界,使之成为现实的参照物,让阅读者得以透过作品反观现实和自身。而今天中国的现实是非常独特而多面的。“现实有时是作家‘伴侣’和‘参照’,更多时候还可能是作家的‘对手’,因为作家对现实人生采取的是一种审视、反思的态度。”

确实如此,现实的巨变常常让作家们措手不及。以评论家刘大先的观察,当下城市与乡村正发生着前所未见的巨变。“有些城市是类似城乡接合部式的存在,它不能被理解为乡村的升级版,也不能看作是城市的未成熟状态,它是一个独立的不断变化的状态。”与此相仿,在他看来,如今的乡村也早已不是敲打“城市文明病”的那根棍子,也不再代表着一种遥远的乡愁式的想象。“换言之,我们无法设想任何一种本质化的乡村或者城市,如果要寻找所谓当代中国故事,就必须从当下中国的真实出发——这种真实可能无比粗糙,但它充满着左奔右突的活力和各种各样的潜能。”也因此,作家们与其泾渭分明地去刻意划分不同地域的经验,不如接受生活中的混沌、暧昧与不清晰。

与这般暧昧不清的现实相对应,如今很多作家写的小说面目也是暧昧不清。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逃避写作难度的一个理由。评论家申霞艳表示,对于经历过先锋洗礼的作家来说,寻找某个句式和概念也许并不难,真正写出具有探索难度和丰富意蕴的作品却不容易。信息富集的时代一方面使得故事频频涌现,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一方面也对作家呈现现实的能力提出挑战。倘是作家处理现实的方式直接来自新闻,写小说降格为写故事,肯定不会令人满意。在这个意义上,申霞艳认为,今天的作家,应该重新向路遥、向非虚构写作学习。“为了写好省委书记,路遥曾拜托书记家的保姆带他偷偷观察书记家的角角落落。这种深入实地的处理方式,对今天的作家依然有借鉴意义。与此同时,这几年非虚构写作之所以引起关注,也可能跟我们不大相信一个人坐在书斋里,能生发出何种想象力有关。就此而言,现实主义主要还是一种精神,考验的是,面对生活、面对社会现实,我们是否具有一种谦卑诚实的态度。”

话虽如此,如评论家颜炼军所说,先锋文学对语言本体的重视依然值得重视。作家面临的永恒难题正是先锋的要义,亦即通过改善语言和形式来呼应和锻造生活经验的“变”与“常”。“有效的写作始终是先锋的,不仅探索新经验带来的刺激,最后也归结为语言形式的变革与更新,由此形成经典文本。”

诗歌∶充分表达个体经验的同时,怎样连通民族、历史、时代的经验?

第三届扬子江诗会·大家讲坛设计了“主要凭借个体发展的新世纪诗歌带来了何种新变?”“新世纪诗歌的成就及其经典化的可能性”两个议题,议题潜在的背景即是,新世纪诗歌二十年是否留下了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典文本。

诗评家张清华前两年曾编过一部中国新诗百年编年,他按照诗歌发表年份编下来,编了十卷,大致是十年为一卷,他发现其中有些卷经典性比较高,有些卷的经典性就比较差。当编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发现那时的诗歌给人目不暇给之感,觉得哪怕是删掉一首都可惜,所以这一卷也编得特别厚,但到新世纪以后,他就开始犹豫了,他如果选那些粗糙的,出版社也不会容忍,但选那种四平八稳,抒情性很强的,他又特别不甘心。总而言之,在他看来,两相对比,九十年代留下来的经典文本,是相对比较多的。而新世纪以来的诗歌虽然也有让人印象深刻的文本,但要说完成性高的,无可挑剔的文本则比较少。

这并不是说新世纪以来可供挑选的诗歌数量少。诗评家霍俊明援引相关数据表示,当今中国诗歌的数量实际上极为可观。“全唐诗也就五万多首,但今天每一天诗歌的产量,包括数字平台上发出来的,就已经超过了全唐诗。”霍俊明进一步表示,如今在有关诗歌网站上注册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一千万,我们所能看到的民间交流的诗歌刊物,包括以书代刊的诗歌刊物,也有1100多种。这样一个发展盛况本身,也是新世纪诗歌二十年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

当然,新世纪诗歌更是在形态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2000年以前,中国诗歌写作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流派、社团,或者说诗人们通过群体发声。新世纪以来,诗人们变成了一个个单数的个体。他们的写作,就像评论家何平所说,越来越成为一种个人化写作或者说个体诗学。  (下转第3版)

(上接第2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诗人们该如何表达,更准确地说,诗人们在自由充分地表达个体和自我的经验的同时,怎样连通民族、历史、时代的经验,成了值得关注和讨论的重要命题。

显而易见,这一命题的提出,源于与会诗评家都认识到,新世纪以来诗歌经典文本的缺失,与很多诗人都没能在两个经验之间搭起坚实的桥梁,或者是如何平所说,没能在这中间找到一个隐秘的通道有关。但个人化写作作为一种写作形态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在诗评家罗振亚看来,个人化写作是对新诗、尤其是“十七年”以后的写作和1980年代包括政治诗、文化诗、哲学诗在内的集合性写作反拨的结果。它是诗人从个体身份和立场出发,独立介入文化处境、处理时代生存生命问题的一种话语姿态和写作方式。“有别于主要依托流派、社团的写作,个人化写作超越了‘自我表现’。它以一种沉潜的气度,回归写作本身,从而将技艺作为评判诗歌水平高低的尺度依据。个人化写作对思潮写作和运动写作历史的终结,也淡化了为文学史写作的恶劣风气。同时,个人化写作奉行的那种极力推崇张扬的差异性原则,也为诗歌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使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实现了诗的自由本质。”

也因为此,21世纪诗坛如罗振亚所说,总体上看众语喧哗,人气兴旺,诗学风格、创作主体、生长媒体与地域色彩等纷呈的镜像聚合,异质同构,“和平共处”,形成了诗坛生态平衡的良好格局。“应该说,诗歌从流派写作、社团写作走向个人写作,本是回归原初的好事,但焦点主题和整体艺术趋向的瓦解丧失,差异性的极度高扬,也使诗坛在读者关注热情减退的无奈中,失去了轰动效应和集体兴奋,边缘化程度越来越深。”

与此相仿,在罗振亚看来,新世纪以来中国诗坛缺乏重量级诗人诗作,这种缺乏,也使得诗歌整体意义上的繁荣打了折扣。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个人化写作带来的负面效应有关。“尤其是一些诗人将‘个人化写作’当成回避社会良心、人类理想的托词,自我情感经验无限度的膨胀漫游,即兴而私密,平面又少深度,有的甚至拒绝意义指涉和精神提升,剥离了和生活的关联,诗魂变轻。另外,把创作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过度迷恋技艺打造的自由和快感,恣意于语言的消费狂欢,也发生过不少写作远远大于诗歌的本末倒置的‘悲剧’。”

由此引申开去,诗歌写作该怎样避免这种“悲剧”?霍俊明举例说,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路易丝·格丽克曾提醒美国评论家说,不要把诗歌读成个人的传记,诗歌和语言、经验、想象等等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只有当个人的经验上升为美学经验的时候,诗歌才是成立的。“这些话对于个人化写作,应该说是一个重要的提醒。”而长诗写作体现诗人的综合能力,代表了诗人与诗学之间的一个终级挑战,也意味着对于个人化写作的提升。以霍俊明的理解,中国汉语诗人在这方面焦虑尤甚。“我们所能想到的长诗的范本,基本上都是西方的长诗,中国当代诗人希望于此有所突破。新世纪以来,也确实出现了诗人扎堆写长诗的现象,但这里面有一部分是不成立的,可能只是拉长了篇幅,扩充了字数。但长诗的整体精神,包括诗歌的结构等等,有的可能并不是那么完整。”

无论如何,如诗人吉狄马加所说,真正意义上的诗歌绝对都是个体写作。亦即,诗人的写作一定融入了个体的生命经验。但诗人还是要追求一种人类的普遍价值,也只有写出普遍性,才能找到更为广泛的共鸣。在吉狄马加看来,这对于当今诗歌写作有一种紧迫性。“我在成都的时候曾陪同一位美国很重要的诗人,他夫人问我:当代诗人和唐代诗人,谁更伟大?我说,唐代的诗人再伟大,也不可能写今天的文章。因为今天的问题,今天的经验,必须由今天的诗人来回答和书写。这也是当代诗人很重要的个体经验,他们必须见证这个时代。”

非虚构写作:它的态度、精神和路径,能不能凿穿文学和现实秘道?

毫无疑问,非虚构写作以见证时代见长,非虚构写作者也居多以此作为自己的写作使命。新世纪以来,从各大非虚构写作平台到抖音快手的视频直播,“非虚构”俨然成了一种跨领域的热潮。第四期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邀请的嘉宾学科或从业背景遍布人类学、社会学、新闻学、历史学、影像艺术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非虚构”已经形成了怎样一种声势浩大的景观。

或许,中国近年的“非虚构热”如金理所说源于一种文学焦虑——以小说为代表的虚构无力回应今天的时代,也无力和当下建立真实有效的关联,因而转向非虚构寻求一种帮助。“非虚构热”或许也在某种程度上源于“非虚构”的开放性。以金理的观察,非虚构似乎越来越变成了一个吞噬一切的文类。不只是在文学领域,非虚构还向其他人文社科领域开放。“我们读到的很多我们以前觉得应该是史学著作,新文化史、微观史方面的著作,现在都可以放到非虚构里面。”与此同时,有些标志性的文学奖项也把历史学家的著作,归在非虚构文学的名目下面,这也代表了文学界一种柔软的身段。“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视野打开,但是我也觉得我们的非虚构在不断地开放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把这个文类应该有的质的规定性也丧失了?”

这一质问从表面上看,是因为非虚构文学外延扩张,使其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而从反面看,也因为非虚构文学借助各种手段,尤其是借助社会学、人类学方法反映现实,使其越加难以归类。作家梁鸿举例表示,美国社会学家马修·德斯蒙德写的《扫地出门》,可以说是一部非常优秀的非虚构作品。体现在作者的观察水准,对历史资料的调取,还有深入生活的能力等方面,都足以让人敬佩到五体投地的地步。但它从根本上说还是一部社会学著作。“因为这部作品最后倾向于对社会现象做总结,或者归纳出一种规律,比如说存在哪些社会问题,我们应该从哪个地方着手解决这些问题,等等。这种社会学偏重的理性思维,我觉得非虚构文学应该具备,但非虚构文学文本,一定也去做这样的总结是不可取的。我们可以学习社会学的这样一种理性和感性兼具的能力,但我们最终的任务不是总结和归纳,而是发散和深入,我觉得文学的任务是书写能力情感的复杂度,包括社会的复杂度。但是最终不是告诉你答案。也就是说,非虚构文学可能告诉你很多方向,或者说通过某些矛盾性来讲出我们的认识,谈人的本身,谈社会本身,但并不是要给出什么总结性的结论。”

但不可否认的是,如作家袁凌所说,社会学介入已经是非虚构文学里一个很重要的现象,这是好事,但是好事过了头可能也有问题。在他看来,无论社会学,还是文学,都不是非虚构的主流。我们也不必夸大非虚构文学的作用,一个文学现象的非虚构,很可能只是承担一个过渡的使命,它有可能在将来会消失。“非虚构文学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对虚构的一种反驳。但无论虚构,还是非虚构文学,都需要对人有强烈的关注。非虚构文学写作者不是要通过写人去寻找社会意义,或者是寻找标本的意义,典型的意义和新闻的意义,这是社会学写作的任务,非虚构文学关注人有另外的使命,这种关注可能不是以明显的抒情方式表达出来的,但对人的命运,对人的存在,必须要有关注。”

袁凌的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一书作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田丰的呼应。田丰表示,2018年的一部纪录片让深圳的“三和青年”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之前,他与学生林凯玄已“潜伏”三和,历时半年完成了一份20多万字的研究笔记,但直到今年八月,这份非虚构文本才得以出版,因为他们在社会学调研上花了很多时间。“作家文珍的小说《寄居蟹》也讲述了‘三和大神’的故事,有人向我推荐,来这次工作坊之前,我也读了。我的第一个读后感是‘文学创作比社会学调查容易好多!’她写的这个故事,其实在我们的调查里出现了,但按照社会学的学术规范,它没能出现在最后的书写中,因为我们找不到足量的相同案例。社会学和文学最大的一点不同在于,文学可以聚焦个体人物的故事,但社会学必须关注群体的平均或整体状况,必须用足够多的样本进行论证。也因此,我们比作家化的调研时间更长,调研的面更宽,我们要找足够多的数据来支撑。一般一次社会学调查下来,最后能在论述中使用的资料往往不超过总量的30%。”

不过,田丰也发现,和文学相比,社学会写作者缺少了对人物情感的关注,社会学写作太强调“情感中立”。“因为情感的东西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在写作的时候,通常要把他们剔除,但这也使得社会学变得缺乏人性。社会学写作如果也能把情感的因素,人性的因素放进去,或许会使得作品更加接地气,更能体现整个社会的变化。“如果让我重写这本书,我或许会融入更多的情感。”

但具体到写作,非虚构文学恰恰是在如何看待容纳主观情感的真实、经过选择而呈现的真实等方面最具争议。何伟“中国三部曲”中文译者李雪顺一言以蔽之,很多争议都在于文学性与真实性的边界不清晰。他举例表示,美国非虚构作家约翰·麦克菲写过一本《写作这门手艺》,其中提到了芝加哥大学教授诺曼·麦克林恩于七十多岁时写就的自传性小说《大河恋》。“这部作品只有写到‘弟弟被杀’这个细节时,对事件发生的地点做了转移,虽然其中再现的杀害过程是真实的,麦克菲也因此认定  《大河恋》还是一部虚构作品。  “麦克林恩本人也把这部作品归为小说。这个例子足以说明,在美国创作界,一部作品假如99.99%都是真实的,只有0.01%做了改变,它就不能被叫做非虚构。”

事实上,隐去真实姓名、地名等等,在中国非虚构文学写作中并不鲜见,是否对某些场景做了适度的改变,更是无从考究。但这样物理或事实层面的真实,并不是大多数中国非虚构写作者考虑的重点。作家梁鸿更在意的是如何发掘“内部”的真实。她认为,在非虚构文学里,真实不应仅仅是目光所及的存在,对表象内部纹理的发掘也是真实的一部分。目前,她正在写“梁庄十年”。今年年初,她回到梁庄,看到村庄的西头盖起了一栋时髦的四层洋房。她走进客厅,只见墙上挂了三张大照片,有主人曾奶奶的,还有主人爷爷、奶奶的,都穿着上世纪农村的衣服,照片下面则是墨绿色的沙发和北欧式桌椅。“那一刻,我被这种强烈的反差感震惊到了。我在想我要不要采访主人,我毕竟对这个房子只有基本的了解,也只是从周围村民那里听到对此有一些谈论,但我没有采访,我发现我也基本上没有写到这个房屋主人的状态。后来我想,我缺的不是写这些局部,而是缺乏一种整体性的把握。我们看到的这所房子,只是一个局部的、具象的存在,那是真实的一部分,这部分怎么镶嵌到村民的精神状态中,怎么镶嵌到村庄的历史与现实环境中,恰恰更需要文学的表达。”

而这样的表达,很可能需要作家情感的介入。袁凌直言,相比《出梁庄记》,他更喜欢《中国在梁庄》。“我觉得,梁鸿在《出梁庄记》里有意识地规避了情感表达,但情感的自在表达也是很珍贵的。我认为非虚构文学得坚持两个标准——不编造事实,不杜撰对话,但在保持这个基本真实的前提下,完全可以有情感,甚至可以有想象,只是你要说明哪部分是想象。”

如今更多转向非虚构写作,此前因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引起过热议的青年作家淡豹,也更在意非虚构能为虚构提供什么。在读那篇文章之前,大部分读者可能认为骑手超速是为了好评、打赏和绩效,但文中有个有趣的细节:骑手超速时,会有在城市拥堵或逆行中的一种顺畅感——在那一刻,他超越了红绿灯,超越了城市白领和上班族,掌握了关于城市的知识与空间,也掌握了自己的身体,成了城市地图中的“王者”。这与作家王安忆在小说《乡关处处》中描写的保姆骑电动车在上海街头超速时的自由感不谋而合。在淡豹看来,无论是哪一种写作,都不应瞎编乱造地去表现中国的现实,诚实地挖掘人物的生活细节与感受,才是最重要的。“尤其在面对底层、边缘群体时,写作者要打破过往的所有刻板印象,而非先入为主想着去拯救他们。”

实际的情况是,底层、边缘群体中也着实有一些人在以自己的方式参与非虚构写作实践。青年评论家汪雨萌表示,我们不能不看到,在所谓职业作家和艺术家进行的非虚构创作之外,“真实故事”“素人写作”和短视频等等铺天盖地而来。国民以空前的热情投入非虚构生产,好像把数十年前文艺生产的田间地头换到交际平台,即便它们对真正意义的审美创造并无多少建树,但个人生活史意义的非虚构实践可以作为观察时代风习的样本。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平所说,在“中国‘非虚构’和‘非虚构’中国”议题题目中,给“非虚构”加上引号是包含了某种深意的。所谓“中国‘非虚构’”既指当下中国现场,也是指一种进入中国现场的实践性文体;而“‘非虚构’中国”强调的是立场和路径,就是以“非虚构”这种直面现实方式来把握、理解当代中国。“‘非虚构’和‘虚构’概念的学理辨析,或许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非虚构’的态度、精神和路径,究竟能不能进入中国的当下和中国的现场。或者说,被给予厚望的‘非虚构’能不能凿穿文学和现实秘道?非虚构文学是否有更大的空间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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