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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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9月10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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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诗意启蒙传统的“真义”

——读翌平长篇小说《魔笛》

徐妍

翌平是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界中少有的沉思者。他,一面致力于多种文类的儿童文学创作和翻译,一面同步地关注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跃迁。从某种意义上,翌平的文学创作固然隶属于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疆域,且占有一席之地,但与此同时,他的儿童文学创作又自觉地置身于新世纪思想文化的复杂语境,且忧心于新世纪中国儿童所面临的多种问题。所以,近年来,当消费主义写作将甜腻、轻佻、伪反叛等叙述腔调作为儿童文学的叙述风尚时,翌平的小说充满壮美之气、阳光之感。这种叙述美学,集中体现于翌平的重振少年儿童勇武精神的“新阳刚主义文学系列”(包括《真正的强手》《槐花雨》《寒秋时节的烧烤》《无敌朱八戒》《快腿vs铁腿》《憨包娃子,聪明老爸》,河北少年出版社2016年版)。而且,翌平的“新阳刚主义文学”(曹文轩语)为了实现重塑少年伟岸品格的浩然文心,并未一味在现实叙述中勇往直前,而是回溯到历史叙述中“犹豫不决”地再出发。由青岛出版社出版的翌平最新长篇小说《魔笛》便是在历史叙述中对“新阳刚主义文学”的又一次突破。

《魔笛》是翌平继长篇小说《野天鹅》的历史叙述之后,再次将叙述目光回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历史往事。在《魔笛》中,翌平依旧选取阳刚少年为主人公,透过历史追忆的视角,重点讲述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中国林区的少年儿童沈铁犁(又名朗风),如何在“无文化”的特定背景下被音乐和自然的诗意启蒙下实现成长的壮美过程,同时也透视了共和国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心理的时代性和丰富性。作品中,主人公沈铁犁的梦想与他的精神导师——长笛演奏家梁天蕴老师的梦想相互生成,表明这部小说不仅超越了儿童文学的边界,而是赓续了二十世纪中国成长文学中的诗意启蒙传统。不仅如此,《魔笛》在新世纪语境下对二十世纪中国成长文学的诗意启蒙传统的“真义”进行读解:无论时代多么艰难,少年儿童的梦想与成人的梦想相异也相通,梦想者在抵达梦想时会进入到人类的“一种安逸状态”,因为“梦想者会带着他的梦想全身心地进入了幸福的实况”(加斯东巴士拉《梦想的诗学》)。而二十世纪中国成长小说的这一“真义”,由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灾难重重,被人们历时性地忽视了。但翌平的《魔笛》却重述了这一“真义”的原有力量。

进一步说,《魔笛》对少年梦想者和成人梦想者的共通梦想的历史讲述不是一日之间突然降临的新事物,而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成长小说史上诗意启蒙的“真义”的重述。客观地说,一时代的成长小说有一时代的诗意启蒙宗旨,新世纪的成长小说亦有新时代的诗意启蒙的使命。因此,《魔笛》与二十世纪不同时代的致力于诗意启蒙的成长小说既有内在承继,又有差异。首先,《魔笛》以鲁迅作品中的诗意启蒙的“真义”为源头、为思想。“五四”时期,鲁迅的《故乡》《社戏》等作品中的儿童视角和成人视角相交替的诗性叙述世界确立了二十世纪中国成长小说史的诗意启蒙的源头,其“真义”是为了批判封建礼教规训下的“奴”之子,进而呼唤未来“人”国中的“人”之子。而《魔笛》作为新世纪中国成长小说,恰逢新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历史性机遇,所讲述的少年梦想者和成人梦想者的梦想被荒芜和被压抑的故事并未停滞在历史记忆的叙述层面,更着力于赓续二十世纪中国成长小说的诗意启蒙源头的“真义”。其次,《魔笛》以张洁小说中的诗意启蒙的“真义”为文学经典样式和经典叙述方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张洁创作的短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上承“五四”成长小说的诗意启蒙传统之血脉,下开新时期成长小说的诗意启蒙传统之风气,意在批判“文革”时期“反文化”和“反潮流”的少年儿童形象(如刘心武小说《班主任》中的谢惠敏和宋宝琦式的人物),呼唤新时期少年儿童祛除蒙昧、重聚在“人”之子的旗帜下。而《魔笛》作为新世纪中国成长小说,在新世纪的背景下,通过成长小说的诗性叙述方式,塑造阳光、勇决、自信的新世纪少年儿童形象,进而参与新世纪中国少年儿童的成长观建构。再次,《魔笛》以曹文轩在成长小说中所承载的诗意启蒙的“真义”为审美标准和教育标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曹文轩创作的《草房子》《红瓦》《根鸟》等成长小说逆“潮流”而行,一面质疑商业化、世俗化、解构主义等多种思潮对“五四”启蒙思想和八十年代新启蒙思想的消解,一面通过成长小说创作来重建二十世纪成长小说史上的诗意启蒙传统,为此,在九十年代末出版了《草房子》《红瓦》《根鸟》“成长三部曲”,践行鲁迅的启蒙主义儿童观、倡导诗意启蒙的审美思想。而《魔笛》作为新世纪中国成长小说,既承继了曹文轩成长小说的诗意启蒙的“真义”——将儿童文学视为“民族精神良性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又借鉴了曹文轩成长小说的诗意启蒙的手法——“融入了中国传统古典美学和西方现代小说的某些理念”。

那么,《魔笛》在赓续了二十世纪中国成长小说的诗意启蒙传统之后,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小说内设两条线索,主线讲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中国土地某林区车把式兼兽医沈铁的儿子沈铁犁,如何在“下放”到林区的长笛演奏家梁老师的音乐启蒙下,终于在“新时期”到来后成为了北京音乐学院大学生朗风的成长过程,副线讲述了梁老师为何用音乐启蒙沈铁犁、以及梁老师的人生在动荡时代里的悲剧进程。沿着这两条线索的情节发展,我们将会得知:沈铁犁生活在大森林的怀抱中,在特殊年代里,处于纯白的自然生命状态,对自然世界充满热爱,但对自己的音乐天赋无知无觉,对农场之外的世界——现代城市文明充满想象却又几乎一无所知。沈铁犁幸运地遇见了“下放”到林区农场的省城有名的长笛演奏家梁老师,在梁老师和音乐的诗意启蒙的过程中,恢复了视听觉、完成了少年的成长礼。但就在沈铁犁的少年成长礼完成之后,梁老师却因疾病和心病永久地长眠于北中国大森林的怀抱。《魔笛》的故事内容并不复杂,情节也并不很奇异,但非常感人和耐人寻味。为什么?这并不只是因为小说的元素非常丰富,包含了成长、苦难、政治、革命、战争、亲情、友情、爱情、死亡,等等。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被一个真正有趣、有意义的故事所吸引,而这个故事是当下成长小说的大部分故事——那些仅仅致力于制造意外、惊异和神秘的故事——无法为我们提供的。进一步说,《魔笛》的故事内容不拒绝戏剧化的效果,但同时内置了历史性的反思。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推动《魔笛》故事内容的两条线索情节发展的看似是随机的命运,实则是隐身的历史巨人。而恰恰是这个隐身的历史巨人,在一个时代造成了巨大的伤痛性记忆,但在另一个时代里,很容易被人们遗忘。“如果说小说存在的目的是提醒我们那些忘记的事情”([英]迈克尔·伍德《沉默之子》),那么《魔笛》则是以成长小说的方式铭记不该遗忘的历史记忆。这一点,对成长中的少年儿童格外必要、格外重要。

《魔笛》中的主体故事背景与《从森里里来的孩子》一样都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中国林区,又都延展到北京的音乐学院;小说的少年主人公沈铁犁与伐木工人的儿子孙长宁一样,都是“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且同样幸运地相遇了成长中的精神导师——“下放”到林区的长笛音乐家梁老师;小说的故事结局与《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颇为相似:“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被北京的音乐学院所录取、梁老师的音乐生命因少年的承继而获得永生。如果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属于“解冻”之后的信念写作,那么《魔笛》则属于反思信念后重建信念的写作。而在重建信念的叙述道路上,翌平在故事内容的设计上,为了走出八十年代的诗意启蒙传统,又增加了爱情的故事,战争的故事,北中国土地的老百姓故事,使得小说的故事内容更加丰饶。

《魔笛》在赓续二十世纪成长小说的诗意启蒙传统的过程中,其艺术形式也要能够承载梦想者自我成长的“生命承受之重”。《魔笛》就像一个风格低调、结构考究的现代庭院,包容性强,大气、简约的设计理念,内置以富有戏剧性的情节、诗化的结构、具象又抽象的风景描写、民俗描写和物件描写,再加上小心翼翼、尽量公正客观的叙述笔调、单纯、明亮的主旋律和沉郁、忧伤的副旋律,既体现了一位作家的形式探索精神,也体现了一位沉思者的忧患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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