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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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9月10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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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二本学生

视觉中国/图

黄灯

作家黄灯在一所二本院校从教,长期的课堂教学以及课后的师生交流,使她成为这群学生成长变化的见证者。以新作《我的二本学生》,她留下了一份从教十余年的  “教学札记”。在书中,黄灯做了跨越时间的、空间的、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对比,借以考察时代变化、生源地、家庭流动情况对学生就业去向和人生目标设定的影响,并尝试向读者描摹一群年轻人的生活剪影。本版节选自其中篇章“期末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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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一次给学生上公共课,是2016-2017学年第一学期,即2016年9月到2017年1月,给金融系2015级的学生上《大学语文》,一共四个班:1515113、1515114、1515116、1515117,共202名学生。金融系在我们学校的录取分数非常高,至少三分之一的学生超过重点线四十分才有机会录进来。对外省尤其是偏远省份,诸如云南,有些学生分数都可以上云南大学,但因为想离开父母,向往远方和沿海地区,于是便选择了广州来到了我们学校的金融系,还有一些竞争压力大的内陆省份,诸如河南,分数在当地都可以上郑州大学,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来到了我们学校。

结合多次给金融系学生上课的经验,我发现,即使对广东F学院这样一所普通的二本院校而言,因为地处一线城市广州,丰富的就业机会和发达的经济条件,还是能极大地保证金融系的优质生源。2016年11月,在同一周的课堂上,我随机统计了四个班来自重点中学的学生数量,202名,除了缺课的13人,竟然有161名来自各地的重点中学。2018年毕业季,我统计过2014级中文1416012班的生源情况,25个接受访问的学生中,有16人明确告知来自当地的重点中学,8名来自地区一级的城市中学,只有1名来自县城的非重点中学,中文班重点中学的比例尚且如此之高,由此可以推断金融系的情况。

根据课程计划,《大学语文》属于考查课,采用随堂考的形式,在试卷最后的作文题中,我出了三道题任由他们选择:1.我眼中的中国教育;2.我所处的时代;3.我最困惑的事情。

三道题大同小异,多年来,因为深感课堂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学习问题,也不是知识问题,而是无法触及到一个真实群体的问题,我企图借助考试,让他们观照自己,调动与己有关的生活经验,以此了解上世纪90年代后期出生学生对社会、自身的认知。

期末考试,作为一次无可回避的书面表达,将成为我们师生之间最后一次有效交流,也成为我透视年轻人内心想法的一个窗口。整体而言,三道题都有人选,但选择“我最感困惑的事情”和“我眼中的中国教育”两道题的学生要多一些,这或许和他们作为受教主体所拥有的直观体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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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我最感困惑的事情”。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城里孩子进入大学后,最大的困惑,竟然来自信息时代电子产品的泛滥。他们坦率承认,面对电子产品,诸如智能手机的渗透,进入大学后,因为失去高中老师的管制,无法控制随处可见的诱惑,很多学生在课堂上都忍不住刷机,事实上已严重影响了生活和学习。而农村的学生,尽管也难以摆脱大的环境,也受制于网络、电子产品对他们的制约,但内心深处最大的困惑,皆来自负载在家庭之上的生存挣扎。

胡晓纯作为家里的大姐,五个弟弟妹妹都在读书,父母对她的最大期待,是毕业以后赶快就业,帮助家里供弟弟的学业。她的梦想是当教师,或者考法律专业的研究生,但来自家庭的重担让她犹豫,“如果我再继续深造,必然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压力。对就业的困惑,对是否读研的困惑,一直成为我近半学期来的思考,只是始终没有合适的答案告诉我该怎么做?”

李正宏是一名留守儿童,父母带着两个弟弟妹妹去城里打工,将她留给爷爷奶奶,尽管她理解父母的选择是“生活所迫,无可奈何”,尽管她唯一的心愿,是“渴望父母的关爱,哪怕只是回家陪我待上一天两天,那都已经很满足了”。但多年留守岁月深夜的偷偷哭泣,哪怕到了大学,只要有机会表达,都能让人感知到岁月并未抚平她的伤痕。

邱丹丹和李正宏的处境不同,她类似正宏笔下那个被父母带到城里打工的孩子,事实上,对丹丹而言,她最感庆幸的事,是父母没有让她成为留守儿童。她出生潮州,很小就随家人到了广州,对于家乡的记忆,早已模糊一片,对异乡长大的城中村,却熟悉它的一街一巷,有着天然的亲切。她不会说潮州话,也不会说故乡的饶平话,她从小到大的母语,就是一口地道的白话,她喜欢自小居住的广州城,也早已将自己当作广州人。她清晰记得父母干过的每一个工作:去工地、开服装店、当电工、当地铁保洁员。一家人借住在亲戚小小的房子里,父母坚定的信念,是通过城市的打拼,供得起两个孩子念书,丹丹最大的心愿,是通过努力,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广州人,她在借读的情况下,以高分考上大学,让父母倍感骄傲,但直到上大学,她才明白现实的尴尬,对一直隐匿的真相产生困惑,“我想全身心的融入广州这个大城市发现还有一定困难,想融入家乡,也很困难。我这只随父母飞来广州的候鸟却一时无处停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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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我眼中的中国教育”,意料之中,“中国教育”,在学生的理解中,都停留在“应试”维度,让我惊讶的是,农村和城市孩子,面对同一话题,有不同的态度,但有相同的感受。城里出生的孩子,不少学生对应试教育深恶痛绝,但对农村学生而言,从试卷中,我看到不少孩子充满了闯过高考的庆幸。确实,对他们而言,哪怕考上广东F学院这样的二本院校,也非常不容易,从小到大,他们几乎都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能够上大学,他们发自内心珍惜高考的机遇,感谢高考的相对公平。一个叫苏艳的女孩说,“我们受过中国教育的一代回首过去,都埋怨它,记恨它,但又不得不承认,它给我们这些寒门学子一条走向富裕、离开贫穷的道路。”吴淑英表达得更直接,“我作为农村出身的孩子,能走入大学这个神圣的殿堂,首先要感谢的是我们的高考制度,有了高考这个相对公平的平台,我才能接受高等教育。”陈文婷坦诚,“回忆起青春,能想起的只有假期里不愿上的辅导班,黑板上永远擦不干净的数学公式,空气里的粉笔灰味道,向家长报告成绩时的惴惴不安”。但当她进入大学的课堂,洞悉现实的真相,她更多的是庆幸,“我曾经痛恨过中国教育,认为是它夺走了我的童年、少年甚至是青年的快乐时光,而今,我坐在大学的课堂里,我又无比感激它,是它,让我有了通过自己的双手,以笔为剑,拥有看到更辽阔天空的机会”。

让我感慨的是,无论来自城市还是乡村,学生对应试教育带来的残酷压力,有着完全相同的感受。他们的中学时代,过得异常辛苦,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都几乎到达极限,在“倒计时”、“誓师会”的催逼下,时间观念非常强,不少学生甚至连洗澡、洗衣服、情绪不好时的哭泣都嫌浪费时间。

也正因为经受了压力过大的考试进阶,课堂上,学生们中规中矩、老成持重,很少有让人惊讶和意外的讨论、质疑发生,他们也不觉得在课堂上的讨论和质疑,应是大学生活的常态。从教十三年来,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和我发生过争论。他们的平和中正与我们大学时代的张扬放肆,构成了鲜明对比。没有一个孩子有过意外的表现,他们收缩起属于青春年代的触角和锋芒,成为我视野中无法回避的一群。

十几年来,从来没有一个孩子,曾经像我一样,仅仅因为难以抑制的少年天性,和老师有过一次意外的遭遇,他们早已没有我大学时代的莽撞和懵懂,他们连捉弄一下老师的兴趣和心思都消失殆尽,这恰恰是我对时代变化最为直接的感知。尽管现在回忆起来,因为自己的幼稚,惊吓过英语老师,但不得不承认,我之所以敢放肆,恰恰来自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当时的闲散和放松心态。但现在,坐在我台下的学生,是一群通过更为严苛的应试,经过无数次的分数、排名、竞争,以及为了增强竞争力,无数次地接受补习班的孩子。进到大学校园的第一天,还来不及排解中学时代内心的淤积,就被告知就业的压力、买房的压力、竞争的压力。从记事起,无形的、细密的重荷就负载在他们身上,早已将他们裁剪得规规整整,难以在生活中找到泄漏狡黠的契机。

一次集中的试卷批阅,我第一次感受到学生大汗淋漓、牢骚满腹地和我说着心里话,他们仿佛忘记了,笔下的文字来自他们一次无可逃避的期末考卷,而我像一个判官,面对孩子们的倾诉,竟然哑口无言。期末开考,意味着我已不再拥有机会,和他们在课堂上讨论这些问题。

我希冀这是课堂上,他们掩饰的叛逆,在纸上的翻滚,这些稚嫩的青春身姿,终于在考卷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一次普通的期末考试,不过如一面一晃而过的镜子。

(《我的二本学生》黄灯/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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