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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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7月30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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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文在哪里?

——读任晓雯《朱三小姐的一生》

徐兆正

任晓雯的诗学观念,即是在总体性破碎的时代,人们依然可以从现实的细部、边缘、底层入手,对时代精神的本质进行发问,“触及关键性的谜团,或思考决定性的问题”(哈罗德·布鲁姆语)。

在题为《短篇小说何为》的代序中,任晓雯并未直面题目标示的问题,而是从她一直以来对长篇文体的困惑谈起: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一本众人服膺的经典,但托尔斯泰以降,为何再无一人写出这样的书?此中缘由,据作者断定,在于今天的写作者不再尝试着建立一种宏大的秩序(总体性的信念已然破碎)。那么,托尔斯泰于《安娜·卡列尼娜》一书建立的秩序是什么?这个问题,被任晓雯置换为另一个问题:小说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何以不是列文,而是安娜?——因为“描写人类的堕落与悖逆,本是小说之所长,描写人类的虔诚则不是”。换言之,善在激发作者想象力的过程中要完全逊色于恶。尽管如此,在她看来列文的重要性同样不容忽视。列文的重要不是对于虚构艺术本身重要,而是对于托尔斯泰意义重大。托尔斯泰正是凭借着列文澄清了那个宏大秩序其中的一极,同时表明了这个世界应然的指向(而安娜仅仅是这个世界的现实指向,是秩序基准的另一极)。

这篇作为代序的理论文章写得气势恢宏,经纬分明,读者似乎很难不去认同作者的观点。不过,当她写下这些认识的时候,好像也出现了一刹那的晃神——那个在托尔斯泰身上同样出现过的犹疑:做一个小说家,还是做一个思想者?任晓雯在解读《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面临着托尔斯泰一致的困境,即他们都在调和个人道德信念与“小说的智慧”之间的冲突。一方面,她认为“托尔斯泰对安娜怀有深刻的怜悯”源自他是“从一个人的立场,去洞悉另一个人”,另一方面,她又强调安娜的卧轨自杀不是“‘世事无常’的不可知论,更不是心血来潮的偶然安排”。两者的矛盾同样也是托尔斯泰内在的写作悖谬,只不过在写作的过程中“小说的智慧”拯救了他。总的来看,这一矛盾或许不是坏事,尤其是当道德信念的部分被任晓雯勾连在了“托尔斯泰以降,为何无人再写一本类似的书”这一问题之上时,道德信念对于她已然转化成了诗学范畴的总体性问题。她绝对没有说错的一点是:当写作者失去了总体性的信念,他们的写作便会向着安娜的一极倾斜,由此陷入琐碎的现实泥潭(种族、性别、家庭、战争),从而“把更高的本质暂且搁置,提出问题而不探索答案”;理想的状态,理想的写作,则是刻画出安娜与列文的交叉,它们代表着“生命的整全状态。这里没有批判,也不是非此即彼”。

在这篇不短的文章里,读者已能大体窥探到任晓雯的诗学观念,那就是在总体性破碎的时代,人们依然可以从现实的细部、边缘、底层入手,对时代精神的本质进行发问,“触及关键性的谜团,或思考决定性的问题”(哈罗德·布鲁姆语)。不仅每个人都是安娜,也都是列文,理想的写作一样如此:对安娜的书写,指向之处是隐而不彰的列文。

代序之外,《朱三小姐的一生》这个集子收录了六篇作者写于2017年与2018年之间的短篇小说,计《朱三小姐的一生》《别亦难》《杨金泉之死》《迎风哭泣》《换肾记》《郝家县奏鸣曲》。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使我想起的倒不是将安娜与列文并置的托尔斯泰,而是那个“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鲁迅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但等到读过之后,这一点又难以确定了:在这六篇作品里,罪恶必须得到惩罚的信条似乎消弭于对个体灵魂的穿掘与对家庭伦理的审视。一经穿掘,一经审视,看似坚固与神圣的东西便遭到亵渎,也便成为了废墟;废墟之上,不再有审判者,也不再有列文,甚至连安娜都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陶小小、张博仁、无名中年男子、梁真宝、严素芬、张玛丽、郝义这些施虐与受虐重叠了的人物群像。托尔斯泰说:“人不是一个确定的常数,而是某种变化着的,有时堕落、有时向上的东西”(《安娜·卡列尼娜》),诚哉斯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进一步道:这是因为“魔鬼同上帝在进行斗争,而斗争的战场就是人心”(《卡拉马佐夫兄弟》)。任晓雯显然不同于以上两者,如果非要寻找到一个文学史的坐标去界定她,我以为应当是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她毋宁是将那列文的形象隐藏得过于彻底,彻底到这些人物一概像是被作者拽着朝向比黑夜更黑的深处走去。在那里,试炼注定无果,魔鬼赢得了斗争。

《别亦难》一篇,丈夫张博仁在中年娶到了妻子陶小小,两人的结合,原本即是男方家庭“成分不好,找不到像样媳妇”与女方“年纪大,屁股窄……比男人还高半头”迁就龃龉的结果。所以结婚之后,张博仁的母亲便告诫儿子要“克牢”儿媳;两人的女儿四五岁时,张博仁便开始殴打陶小小。成长于这样一个家庭的女儿此后跑掉了,等到张博仁瘫痪后,陶小小才找到了报复丈夫的手段。鲁迅在为韦丛芜所译《穷人》做的小引中,曾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以之对照类似《别亦难》等篇什,我们随即就能发现在任晓雯笔下,只有“苦刑”和“创伤”,却不曾有“养伤”或“愈合”这回事,更不必说“苦的涤除”与“上了苏生的路”。

任晓雯在前几年曾出版过一部《生活,如此而已》的长篇,其实这个题目大可移置到这部小说集,不过不再是“如此而已”,而是“何以如此”。这些家庭伦理的施虐者与受虐者,他们的生活何以走到了这一步?不错,是有着历史积怨的相互折磨,亦或是某些情感被现实险境映衬得不堪一击,但我们仍不免发出诘问:在这些现实的、历史的、物质的、利益的关联背后,是否有着更深也更隐晦的本质?任晓雯不曾写到这一部分,她在《短篇小说何为》中纵意而谈的话于此同样隐而不彰。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将她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坐标系中移出,从而放到了另一个文学坐标系中,这个坐标系的先驱是克尔凯郭尔与卡夫卡,后继者中有列·尼·安德烈耶夫以及奥康纳。奥康纳不多的几部小说(如《智血》《暴力夺取》)刻写命运反抗者的失败,在她眼中,自从现实的中间地带被取消了,它便再无一点理性与善意可言。以我之见,任晓雯与他们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张博仁、陶小小、无名的中年男子、梁真宝、严素芬等人的失败不是反抗命运的失败。他们没有反抗过任何事情,而且直接就在自己一手塑造的命运中看到了奥康纳等人看到的世界:一个没有光亮的所在。

寻找本质而不得,不妨就让我们寻找列文。列文在哪里?他存在于同题小说《朱三小姐的一生》。这篇小说以倒逆式的视角回溯了朱三小姐漫长的一生,从年老的朱三小姐被邻人唾弃、腹诽却又毫无愠色,一直写到了她早年间的歌女生涯,与同是做皮肉生意的大姐、二姐、小妹三人相依为命。大姐在一个夏夜被醉酒的西班牙海员掐死,小妹则因为患了梅毒不告而别。后来,朱三与自己的客人张阿贵结为夫妻,他们领养了一对儿女,男的起名张桂强,女的起名张桂芳。几年后,张阿贵投资赌场折了本,也在几年后不辞而别,朱三就这样开始拉扯一对儿女独自生活。张桂强长大后做了上门女婿,与母亲不再来往;张桂芳则死于到外滩兑换黄金的人流之中。任晓雯仅用了三章便将朱三的鳏居托了出来。时日如飞,朱三彻底疯了——但是她也就这样活了下来。阅读至此,我好像领会了作者将此文置于集首的文心。这篇小说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她坐在她的椅子上。她已经坐了百多年,仍将继续坐下去。”这与福克纳《康普生家:1699年-1945年》的最后一句何其相似:“他们在苦熬”(They endured)。日常生活的救赎,不仅在于朱三式的受苦,也在于她对苦难的那种坚不可摧的忍耐与包容。她仍将继续坐下去,时日流转,天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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