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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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6月25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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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况味

现在,我们走到了小径分叉的路口。有的人,也许已经发现了“一条狭窄、垂直的小径”,假如他们不停歇地走下去,早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园地;有的人,已经偃旗息鼓,不知所踪。我们还能凭借批评召唤更好的自己吗?答案犹未可知。

岳雯

现在,我们走到了小径分叉的路口。是时候停下来,歇歇脚,张望张望前路了。

我们是谁?我们大多出生在上个世纪70年末80年代初,大约在十年前,因缘际会,不约而同地踏上了文学批评的道路。从那时候起,人们称呼我们为“青年批评家”。“青年”,说的是我们刚刚而立,离学问的成熟尚有距离。“批评家”,大约是对我们的美好期冀吧。人们相信,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一时代自然有一时代的批评家。我们这些寄身于学院、作协的年轻人,仿佛听到了召唤,将文学,准确地说是文学批评,作为自己的志业。这里的“志业”,是韦伯意义上的,不仅仅是职业,还有使命的意思,是一个伦理概念。这意味着,我们宣誓效忠于文学这位神祗,甚至不惜得罪别的神祗。在诸神之间,在不可调和的立场之间,我们站在文学这一边。

为什么会以文学为业?时至今日,我已经很难清楚地回想起当初的缘由。所有的叙述都不过是追溯,而追溯,则很难说是完全可靠的。有的时候,我将之归为文学所带来的愉悦。在一篇文章中,我曾这样写道,“文学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让我们感受到,在黯淡无光的日常生活之上,还有一个流光溢彩的文字世界。我无比迷恋在文字所搭建的迷宫中体验愉悦。正是这份愉悦感吸引我时时躲到文字的世界中来,体会多姿多彩不一样的人生。我愿意将我所体会到的那一点点心得写下来,也不过是为了小小回报文学所带给我的愉悦,并将这份愉悦与同道分享。所谓不忘初心,既然如此,我得在写作过程中首先让自己感到愉悦,同时,尽可能地让看我文章的人感到愉悦。说起来容易,做到却没那么简单。这些年,我不过是在实验令人愉悦的不同写作道路,并期望自己能通过练习写得稍好一些。”那个时候,当我在谈论“愉悦”的时候,我意识到其中被消费主义所争夺并强力支配的成分了吗?恐怕那一缕自省尚未获得应有的形式就烟消云散了吧。有的时候,我将文学视为理解自我的形式,我曾经以绝对化的口吻断言,“说到底,文学是帮助我们真切地理解遥远陌生的他人,理解我们复杂缠绕的生活,理解我们所处的瞬息万变的时代,当然,最重要的是,理解我们自己。”现在,我开始深深怀疑,“自我”有那么重要吗?或者说,真的存在如此抽象的自我吗?这些理由看起来是如此虚浮、脆弱,不堪一击,摘录于此,不过是为了说明,从什么地方开始或者因为什么开始或许并不重要,而变化,某种意义上正是批评的题中之义。

当我还在困惑于文学批评是什么的时候,同行者已经举起反抗的旗帜,以批评的名义潜移默化地改写着文学的版图。他们重新赋予历史以沉重而具体的肉身。我们当中最聪明的头脑之一一早就对当下的文学批评表达了不满,认为“其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历史的健忘症以及对当代严重的不自信”。把“历史”请出来,不是借历史的光环为文学加冕,而是在历史的延长线上理解今天的现实。历史洞察力,或者说历史感以独特的方式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成为我们的内在要求。这或许让人意外。在人们的想象中,生活在“小时代”的我们应该是去历史的。我们的文学也一度给人这样的印象。但是,只关注现象而不去追问现象之下的深层原因,毫无疑问是批评的失职。弱化了历史,也就是拒绝了现实。于是,我们重新勘探文学的历史——我们讨论不同时期的文学,“十七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在教科书上清晰的文学判断在我们这里重新被问题化了。枝杈生长出来,有的还深入大地,重新长成一棵树。作家的形象在不同的叙述中摇晃,暧昧、模糊、复杂……这些似乎才是文学的真谛。不妨武断一点说,对于历史的尊崇,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美学理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分享着同一种历史观念。恰恰是在历史观上,我们争论得面红耳赤、寸步不让。不同的人生经验、理论视野与兴趣爱好,都决定了我们对于历史、对于世界有完全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认识让我们在同一部作品的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也让我们选择了不同的作品,展开不同的言说。基于此,我甚至将这些年青年作家的历史化写作倾向看作是批评辐射的结果。毕竟,历史不是在某一个人身上起作用,而是在一代人身上发挥着无远弗届的影响。

另外一个重要改变是,我们视批评为写作。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抵抗。尽管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出身学院,或就职于学院,但我们不满足于论文式的写作方式。有人说,“囿于理论与材料的批评文字只有理论的气息,材料的气息,而没有文学的气息,人的气息,它们是僵死的。但是,批评家是人,不是理论机器。人的情感和人的感受性是重要的,在批评领域,在占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人的主体性应该受到重视。”视批评为写作,这不仅意味着重视感性与直觉,还意味着批评的言说方式与问题意识来自于生活,来自于内心的痛楚与热望。我们都在学习用自己的语言说话。不夸张地说,对于这一代青年批评家,即使盖上名字,我也能分辨出文章为谁所著。读他们的评论,就像听他们在说话。

回望这十年,我们的生命被文学批评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我们在不同的文学会议上相遇,或唇枪舌剑,或秉烛夜谈;我们秉笔疾书,是深海采珠,也是为未来的文学史留下一份备忘。通过文学批评,我们想要召唤出更好的自己,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在寻找一个时代的根本性难题,并试图与之对话。有的时候,我们雄心勃勃,“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有的时候,我们陷入间歇性虚无,不信任手中的文字能创造更好的世界。

而今,站在一个时代的交叉路口,才恍觉同行者零落,人烟渐稀。他们有的经由文学批评这条小径进入了文学创作的大花园——他们写诗、写小说,写散文,由评论者转而成为被评论者。有的则成为经典的阐释者、传统的守卫者——他们读诗经、读史记、读孔孟、读左传,较之于当下,他们离古人更近,或者说,“纵身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永恒裂缝之中,令自身成就为一种填补裂隙的创造物。”文学批评就像一个孔眼巨大的筛子,留下的是像我这样无力逃逸的人。

何以如此?

大约因为文学批评消耗巨大。批评不是别的,就是读,读,读。读所有的文学作品,也读非文学作品;读中国的,读外国的;读当代的,读古代的。有前辈坦言,之所以淡出评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年纪大了,体力不济,阅读量跟不上了。可见,批评真是一个体力活儿。读几十万字,所出可能不过几百字,性价比实在是不高。除了读书以外,消耗云云,还指的是写作方式的巨大消耗。正如一个同行者所描述的那样,“每个作品都有具体的语境,无法用同样的方法处理不同的具体,故此每当面对一个新作品的时候,必须试着去摸清这个作品自身的肌理,并用适合这个作品的方式将其表达出来。在这种情形下,几乎每次写作累积的经验,在面对下一部作品时都完全失效,从开头到结尾,都要重新摸索。”读一本评论集,最怕看到的是篇篇是同一种写作范式,同一套话语,甚至得出同一种结论。说的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尽管有心避免,但是下笔的时候,仍然不免一再落入早就织就的文字之网。

变法势在必行。

所谓变法,一是知识结构的调整。这些年,大家都在抱怨文学不再成为思想的前沿,文学无法提供人生的滋养,这与我们对于文学的观念是有关的。长久以来,我们将文学全然封闭在个体的心象中,隔绝于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之外。狭小的空间与自循环使文学丧失了活力与生机。如果说,之前的文学批评还能在一些话语所构造的幻觉中自娱自乐,显然,现在我们不得不面临危机时代的来临。疫情所引发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与秩序演变,都将一个急剧变化着的世界的图景放大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经此一役,文学的位置、结构与功能,都将无可避免地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历史学家罗新说,“毕生所学,只为此刻。”对于文学和以文学为志业的人来说,大约也是如此。在大变面前,我们之前关于文学的种种阐释、想象与期待都可能失效。如何超越之前的知识惯性,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应对文明的差异乃至冲突,进而构想新的世界秩序,对我们是巨大的挑战。我知道,这听上去过分宏阔了,但是,倘若不打开文学的边界,将与生活实践密切相关的文学以及类文学纳入视野,那么,无可避免的,曾经蓬勃的文学能量将走向衰微。

当然,说到底,文学还是落实在形式和语言中。一个新的认知框架需要新的语言。长期以来,我困扰于自己语言的疏松、乏味,不够密实,不够强健有力。这固然主要与个人的修为有关,可是,又何尝不是一个时代的显影。我们正在日益脱离丰富的感觉与丰富的语言。那些我们读过的作品,非但没有参与我们的精神构建,反而钝化了我们的感知。“在17世纪之前,语言的王国几乎包括了全部的经验和现实;而在今天,它只包含非常狭小的一块领地。它不再表达一切重要的行动、思维和感觉模式,也不再与这些模式有关。现在,意义和实践的大量空间属于非语词语言,如数学、符号逻辑、化学或电子关系的方程式。其他领域则属于非客观艺术和具象音乐的子语言或反语言。语词的世界已经萎缩。”“这种锐减(世界的意象正从语词交流的控制中撤退)已对语言的品质产生了影响。随着西方意识越来越不依靠语言资源来指挥经验和管理精神事务,语词本身似乎失去了部分精确和活力。”斯坦纳描述的是西方世界的现象,我以为,这也是我们所置身的当下的现实。这一事实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但是,文学仍然负有特殊的责任。或者,用文学的话说,语言是我们站立的大地,是我们想象一个更好的世界的依凭。

经过漫长的跋涉之后,我们大约也会散落天涯吧。有的人,也许已经发现了“一条狭窄、垂直的小径”,假如他们不停歇地走下去,早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园地;有的人,已经偃旗息鼓,不知所踪。我们还能凭借批评召唤更好的自己吗?答案犹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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