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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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3月26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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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词的密林中闯出生路

王逸凡

当代文学研究界近年来的“历史化”趋势,对文学批评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如何兼顾现实感与历史感,成为考验研究者的重要课题。在此意义上,金理的难能可贵,便在于他有足够的学识和对历史的敏感体察。

《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在金理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原博士论文题为《抗争现代名教》,以动宾结构概括主旨,言简意赅、指向明确,体现出实践的动态性;而《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则意涵丰厚,凸显“文学史视野”。这既是为了锚定主题,同时也有将“文学提供的可能性”作为最终旨归的意图。但无论如何,对“现代名教”的抗争抑或批判,是金理的目的所在;围绕“现代名教”的一系列讨论,组成了架构全书的核心内容。将难以把握的现象和朦胧的体会落到实处,是作者经过多年学术修炼而成的强项。似是而非的现代名教批判主题,经过反复考辨追究,在金理笔下,成为从繁复境界转而回到当下的、可供众人清晰讨论的关于思想的话题。

重返历史与记录时代,成为金理这些年学术工作的双重变奏。以《以文学为志业:“80后学人”三人谈》《青春梦与文学记忆》《火苗的遐想者:致我的同代人》为中心,对当下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持续关注,是作者为人熟知的一面,然而金理的抱负不止于此。一个无法回避的学术现实是,当代文学研究界近年来的“历史化”趋势,对文学批评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如何兼顾现实感与历史感,成为考验研究者的重要课题。在此意义上,金理的难能可贵,便在于他有足够的学识和对历史的敏感体察。借用评论家赵园的话说,《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是一次“艰难的选择”,是对那些本该被珍视、今已被忘却的思想资源的探寻。作者以名教批判作为问题意识和贯穿全书的线索,触碰到二十世纪中颇具重返价值的研究对象。

章太炎、鲁迅、胡风,对其中任意一位进行详尽的讨论,都将是件吃力的工作,遑论将之“一网打尽”。金理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挑战。他在“遭遇思想史人物”的过程中,明白在大多数情况下,自己只能“选择研究对象的一部分言论与实践,为我所用,来结构新的论述空间”。换言之,正是因为有了“现代名教批判”作为串联全书的思想脉络,金理此书便无法被归类到业已成熟的章太炎研究、鲁迅研究、胡风研究当中,反而蕴含着突破学术专业藩篱、进驻当下思想场域的可能。想要使这个“可能”不致最终落空,“现代名教批判”足以担得起如此重任,作者对相关概念的界定,便显得无比重要。在前两章近百页的篇幅中,金理花费巨大精力,从对先秦、魏晋时期名实、名教问题的讨论,一直延展到对晚清民国之际名词膨胀的思想状况的梳理。“名教”的最初含义,指的是两汉以来传统政治制度和道德礼法的规范,背后又牵连着有关名实相符的哲学和语言学的根本问题。名教批判所针对的问题是,一旦“名”的世界被确立以后,便很容易被理解为真实世界本身。然而“名”与“实”并不时时等同,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人们口耳相传的概念,即有浮离甚至背离现实世界的危险。作者认为,现代名教是“这样一种情形趋于极端的状态”,原因在于二十世纪中国的现实和思想,均遭遇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西方影响。全球化时代下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困境,加深了传统名教问题解决起来的难度。在人为构造的世界图景里,中国并不必然“后发”,自身若蕴含足够充分的批判性要素,克服固有问题的过程会成为不断更新自我的契机。然而毕竟和西方“遭遇”了,船坚炮利也带来了各式各样的“新名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得到了变革。科学、民主、进化、文明……这些名词及其背后的理念、价值,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召力是不言而喻的。金理借用胡适的说法,指出“现代名教”的极端状态有可能通向的是“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信仰名的万能”,满足于“文字的神力”、“纸上的学说”,从而不具备介入历史实践的能力。如何重新获得介入的实践性,是金理念兹在兹的关怀抱负。在本书中,作者启用“破名”与“破名者”两个概念,想要从研究对象身上发掘内在于我们思想传统中的潜能。

金理读出章太炎的“自贵其心”与生命“亲证”,从鲁迅那里揭露“伪士”的面目,呼唤带有“实感”与痛感的知识生产能力。对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亦将其放置在“破名”的精神谱系。笔者同样关注胡风及其衍生的文学、历史问题,对作者做出的判断大致认同。举例来说,进入1949年的胡风,感知到迎面而来的新世界,虽然是他为之期待、奋斗的未来,但仍存在着需要省思、疗治的文化病症。在胡风的理解里,有关文艺的讨论乃至论争,并不意味着权威的出现即能解决问题;围绕以文艺为中心的理论问题,拿政治原则作为占据思想优势和道德制高点的后盾,而不依据文艺实际的发展历史进行耐心、细致的分析,对于胡风这样以文艺事业为己任的批评家来说,基本上是不可接受的。胡风从他人的批判中所生出的忧虑是,文艺事业若只有空泛的政治原则作为指导方针,那么革命文艺对于总的革命事业,还能起到怎样的独特作用?金理赞扬的是胡风力拒名教的现代品格,和他那自我挣扎过程的忠诚。在历史的诡谲风云里留下铁骨铮铮的硬汉形象,胡风当得起“第一义诗人”的美誉。不过,胡风的例子亦带有某些令人不安的思考盲区。金理体认到“主观战斗精神”这一尺度建立起来之后,“胡风几乎是用它来辨明所有文学命题的合法性”。但金理没能进一步深推的是,当胡风越来越强调作者的“主观战斗精神”,并最终凝成一个核心的概念时,有没有成为新的“公式主义”的危险?是否会违背了他曾经批判过的概念化、公式化?当他为作家们设置了更高的现实主义任务即“自我扩张”、“自我斗争”,把“与人民结合”只视为最基本的要求时,会不会因而就失去了对其他作家、批评家文艺追求的深刻剖析?胡风有他的勇气、使命感和捍卫文学的决心,以及这份气质、感觉和心态背后,难以觉察但又无时不在的,与历史共悲欢、同憎爱的骨气和骄傲。不过,这一孤绝的精神传统,如何与更大、更为广阔的中国思想版图产生互动,怎样通过合适的方式进入中国人的精神结构当中,以唤醒内在的向上超拔的冲动,这是每一位严肃的思考者都应时时考量的启蒙难题。

在全书结尾处,金理总结出“破名者”及其知识生产的两大特征:一是与主体自身血肉合一;二为拥有以自己的生存行动践履其精神思想的气质。最终在“实感”的意义上,文学提供了反抗现代名教、置身现实人生的可能。金理未曾迎合当下“文学无用论”的虚无主义论述,他将曾经存在过的“战斗者”的文学召唤到现实语境。恰如诗人西川所言,这是“通过解放过去而解放未来”的思考方式,试图以知识化的途径,唤醒从知识出发进而深入人与现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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