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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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9月05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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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力:藏书始于爱好,终于使命

本报记者  袁欢

“云笈七签现存三片,当年刊刻完了之后,被一个僧人连书版带经全部烧掉了。现在一片在国家图书馆,一片在我这儿,还有一片在谁那儿保密,最有意思的是这三片版号是挨着的,说明出自一册。”

“2009年前后,我得到了迄今发现最早的苏东坡诗集刻本《施顾注苏诗》,这部书在藏书界堪称神话,经世代名家递藏。到了乾隆时期,大藏家翁方纲得到此书后十分高兴,定于每年苏东坡生日那天举办‘祭苏会’,邀请名士到家中诗歌酬唱,题写跋语。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1949年前,还流传到了日本。民国大银行家陈澄中曾收藏过这部书,陈澄中去世后,藏书由儿子和女儿继承,儿子所藏《和陶诗》第四十二卷卖给了国家图书馆,女儿所藏《和陶诗》第四十一卷则到了我手里。后来还有人鼓动我恢复‘祭苏会’。”

藏书家韦力用颇为自豪的口吻讲述了两个关于藏书的轶事。日前,他携新书《书楼探踪·浙江卷》做客陆家嘴读书会,和作家、影评人毛尖就爱书、嗜书与藏书展开对谈。《书楼探踪·浙江卷》一书依然是古代私家藏书楼的寻访之文,所选书楼都位于浙江省。从袁桷的奇观楼、郑性的二老阁到汪祖辉的环碧山房、劳格的丹铅精舍,再到张宗祥的铁如意馆、郁达夫的风雨茅庐、郑振铎纪念馆,是对中国古代藏书文化的一次巡礼,亦是对于传承了中国文化书香余脉的众多先贤的拜祭和纪念。

“中国人对于藏书的执着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韦力从“藏书”二字的起源说起,介绍最早的藏书处二酉洞,然后从藏书楼的四大属性:公共藏书、私人藏书、宗教藏书、书院藏书延展开来,和读者分享他探访各地藏书楼的经历,以及自己对收书、藏书的喜爱之情。韦力至今能回忆起自己买的第一部像样的古籍是《古文渊鉴》。那是1981年,他正念高一。可以说,从那之后,他的藏书之旅就再没有停止过。

近十几年来,韦力更是任性地进行着“一个人的人文寻访之旅”,以主题式的寻访继续着“觅系列”、“书楼寻踪系列”以及“书房寻访系列”等写作。在他心中,他所做的是对历史遗迹的考察,是以所谓的现实来验证文献。但在多年的寻访中,他也感慨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因缺乏保护意识,不少藏书楼、藏书遗迹面临被拆掉的命运。他曾在《书魂寻踪》的《序言》中写到这种感受:“整个寻访之旅,可以用‘痛并快乐着’来形容,虽然在此过程中遇到了这样那样的不快,但发现的快乐却是无法替代的。在我的这些寻访之前,少有人提及这些安息于地下的藏书之魂。我能历尽艰辛找到他们,能在他们的墓前鞠躬致敬或献上一束鲜花,已经感到了大满足。有时我会坐在这些墓旁守候一刻,静静地坐在旷野之中,静听山风吹过松林,心中那种不悲不喜的宁静,难以用文字描绘得清楚。每当此时,我心中都会想起那句话——‘微斯人,吾谁与归?’”

就韦力所见,目前保存最好的私家藏书楼是南浔嘉业堂,历史最悠久的则是宁波天一阁,天一阁创建于公元1560年,距今458年,从文献中可知天一阁主人范钦藏书特色是“专藏他人不措意之通行本”。

“我对书的挚爱,尤其是那毫无节制的展延,正是我乐观向上的最佳注脚。正因为爱书,所以愿意去探寻跟书有关的一切,凡是与之相关者,都能给我带来无限欢乐,这让我更加留恋世界的美好。”当毛尖问到关于藏书人的心态时,韦力回答:肯定有个“贪”字,比如目前他很期待很想得到的一本古书是周密的《草窗韵语》。他认为藏书之初,只是兴趣,没有什么伟大的意义,但随着慢慢深入,他发现中国的典籍,如明代之前的典籍到乾隆年间已经失传80%,大多只留下一个名字,实物不见了,到今天为止,历代留下的典籍比列大概是7%。传统典籍能够流传至今,有赖于历代藏书家的薪火相传,正是他们的尽心尽力,才使得斯文不绝。而他对于中国古代书楼的寻访,正是对这些先贤的礼敬。藏书的深入让他意识到中国文脉是靠书传承的,而书又如此脆弱,但又幸运地到他手中,后来就绞尽脑汁想着为这些典籍“续命”,本能地产生崇高感,崇高感随之升华成一种使命,也就是韦力所说的:“藏书始于爱好,终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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